报社里，杜铃玉完成了排版任务，在椅子上伸了伸懒腰。她起身把摄像机往脖子上一挂，作势要出报社。

“你去哪儿啊？”

有人从后头叫住她，杜铃玉丢下一句“我去出外勤”，一刻不缓地出了报社。

那人打趣她道：“知道的是去出外勤，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会情郎！”

杜铃玉在马路上雀跃的走着，她此次出外勤是为了《零丁日报》的新版块“老城新事”，这期的主题恰好为“伶人戏班”，杜铃玉费了好大功夫争取下来，成了这期的采访记者。

她其实是有私心的，她想去找小先生。

通往武定桥的路种了一排高大的法国梧桐，梧桐被风一吹沙沙作响，梧桐叶翩飞下来金蝶般落在水面上，化作磷光。

五年前，京都码头。

晚上6点，伊丽莎白公主号在京都靠岸，17岁的杜铃玉拖着小竹藤箱子从轮船上下来。下船的人挨山塞海，杜铃玉在人流中被挤来挤去，折腾了好一阵才出了码头。

她低头看了看表，蹙眉跺了跺脚，连忙喊了个黄包车直奔京都戏院。

黄包车夫的脚在地面上扇呼着，跑得又快又急，杜铃玉抱着双臂在冷风中瑟瑟发抖。她身穿蓝衫黑裙，一身女学生的打扮还没来得及换下。她警惕地后头张望着，确定没人追来后缩回脑袋，警惕地望着身前奔跑的车夫。

杜铃玉为了躲避从家里追来的人，放着一等座不坐，藏在甲板下硬是跟死老鼠挤了一晚上。从武汉一路飘摇到京都，杜铃玉滴水未进，此时已是饥寒交迫，面如菜色。

黄包车稳稳停在京都戏院门口，杜铃玉颤悠悠地从车上下来，付了车钱后捏着一张戏票走入检票口。

杜铃玉祖上几代都是政府要员，家父又在武汉做烟筒局局长，在当地颇有声望，杜铃玉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传统世家。她从小克己本分，从不忤逆长辈，在姨娘的竭力争取下，杜铃玉有幸进女校读书。她也是在女校接受了新派思想，就此埋下了反抗意识的种子，养成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娇蛮性格。而千里从武汉跑到京都，就是她杜铃玉此生做过的第一件大胆事。

她来京都的原因很简单——听戏。

杜铃玉迷上了一位叫江晚舟的戏子，偷买了他的胶片躲在租的公寓里一遍遍听。留声机里咿咿呀呀地飘出来的失真戏声，杜铃玉自然听不过瘾，于是托人打探到那位戏子在京都唱戏，千里迢迢来京都现场听戏。

验票口的老伯接过杜铃玉的票，忽然眯着眼凑近去看，摇摇头把票推了回去。

“姑娘，你这票，我验不了。”

杜铃玉瞪大了眼：“为什么验不了？”

老伯不屑地睨了她一眼：“你这是假票，能验才怪哩！”

“怎么会是假票呢？我花了五块钱买的！”杜铃玉不信地盯着老伯。

老伯皱眉长叹了口气，扯过杜铃玉的票往票根一指：“你看，你这儿没咱们戏院的章。咱们戏院的票都是有章的，防的就是做假票！”

老伯拿出戏院的票跟杜铃玉的一对比，杜铃玉的票果真没有红色章戳。

“而且啊，咱们戏院里的戏票最贵最贵不过三块钱，你这五块……”

“那……”杜铃玉骨碌着眼睛，“我补票！”

老伯往戏院里一瞥，摆了摆手：“咱们有规矩，戏开了场就不能进人了！”

杜铃玉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戏已开场，模模糊糊地飘出悠扬戏声和人们的叫好声，戏院内的灯光溢出来洒在杜铃玉身上，显得她别样落魄。

杜铃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摩挲着双臂，忽然自嘲地笑了起来。

她的第一次出逃竟然以失败告终，不畏千里来到京都只为豪饮戏院外的西北风。

她越想越气，越气越笑，鼻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杜铃玉蹲在戏院外放声大哭，过往的行人纷纷惊奇地往她这边望去。

戏院内唱着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时，戏院外杜铃玉的哭声则经久不衰愈哭愈烈。戏院内越喜，杜铃玉就愈悲，两方隔着院墙对唱，行人纷纷叹为观止。

天色暗沉下来，京都繁华地段亮起一盏盏霓虹灯，金色的流光交织成海，夜空中的漫天星辰黯然失色。

杜铃玉抱着膝盖蹲在戏院边上，此时戏已唱完，戏院内断断续续地涌出人来。人们穿她而过，杜铃玉在一双双脚间抱紧了膝盖。

那些脚有穿着破洞的布鞋的，有穿擦得锃亮的皮鞋的，穿什么样的鞋就走什么样的路，而杜铃玉显然挡了他们的路。

杜铃玉像个肮脏不堪的皮球，被一双双鞋子踹得滚来滚去，她强忍着泪水想站起来，但腿早已蹲麻了，一动便如同有万千根针刺入骨。

她咬着下唇猛锤着腿，迷惘地看着身前一双双匆匆而过的脚，初临城市的陌生感终于翻腾起来。她看着周遭一切陌生的人和事，只觉沉入了幽深的海底，她迷惘，无助，孤立无援，心中开始懊悔起来。

为什么不好好待在家里？为什么逃跑？为什么反抗……

“姑娘，姑娘？”

杜铃玉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双男士布鞋，布鞋旧而干净，鞋面上绣着精巧的梨花纹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