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森林饭店那红砖砌就的十六层大楼，终于矗立在她面前。

一层到三层呈菱型，有一条白色上楣。

饭店对面，是罗马天主教男子中学和用作《费城晨报》社的古老房子。

大森林饭店门前有地铁车站。

有人告诉过她：这地铁在2000年就投入运行了。

而大森林饭店是埃尔克斯在2001年建造的。

这正是她诞生的那一年。

她早可呆在饭店之内，但却站在饭店之外迟疑拖延，这使她烦恼起来，于是，她断然决定进去。

向上连跨三级台阶，便是大森林饭店镶嵌着厚玻璃的前门。

这对阿莉尔来说，不啻攀登埃非尔士峰。

向上这三步，是进入一无所知的世界。

在前厅里，她凝视那火炬式的吊灯，细看那黄、黑、白三色大理石地面。

由于在这里住过好多次，她很熟悉这个前厅。

但她象是第一次见到似的看个不休，任何细节也不放过。

该不该去登记呢？

她犹豫了。

也许她该直接去1113室，反正她有钥匙。

她跑步跨上十五级台阶，来到中央大厅。

这是一个安全的迂回，否则前有服务台，后有电梯，实在是进退两难。

一扇四十英尺高的彩色玻璃窗俯视着大厅，十分美丽。底层和二楼之间的夹层楼面，就在那窗户下面。

在大厅的金色顶篷上镂刻着箴言：

“忠诚、正义、自负、友爱---他们的美德要铭记在爱情和回忆之碑。

我们兄弟的过失，则写在沙地之上。”

阿莉尔注视着顶篷。

在短暂的几分钟内，她由于它的美丽而心旷神怡。

但当她由中央大厅慢慢地折返前厅时，这种感觉便消失了。

她又要寻找新异的东西来摆脱内心的困扰，于是发现了在上次住宿以来已出现了新的变化。

旅馆侍者都换了人。

原先在服务台的那个表情严肃、胸脯奇大的女人也不见了。

阿莉尔逗留在内部商店的橱窗前，强迫自己打定主义，是前去登记，还是直奔1113室。

但还是拿不定主意，她就急步出门来到大街。

在饭店门前，她买了份《费城晚报》，报上的日期是2018年1月7日。

她疑疑惑惑地又买了份《费城调查》，报上的日期仍是1月7日。

1月7日。

她是在1月2日离开实验室的。

这么说，整整丢了五天！

本来害怕的是：

一切都不知道，而现在更为可怕的是：

知道了真相。

“请告诉我现在什么时间，”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问那售报的人。

“现在九点，”他答道。

晚上九点。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候电梯的时间是晚上八点三刻。

中间隔了五天，没有错。

阿莉尔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又一次推开饭店厚实的玻璃大门。

丢失五天而引起的慌张和自责，使她不得不急急匆匆起来。

她依稀看到有人在跟她打招呼。

正是服务台的那位胸脯奇大、表情严肃的女人。

“喂，这儿，”

那女人招呼着，探出她的大脑袋。

“你忙吗？我想跟你说几句，”那女人继续招呼道。

阿莉尔好似受到催眠，不由得止住脚步。

“听着，回到你房间以后，先洗个热水澡，喝些热茶，”

那女人挺严肃，

“外面刮着风雪，我真为你担心。我求你别出去，你就是不听。这可不是闲荡的天气呀。”

“我没事，谢谢你，”阿莉尔的回答有些生硬。

当她朝电梯走去时，那女人还在向她微笑。

阿莉尔可以发誓，从上次住大森林饭店后迄今已有一年没来这里了。

可是，服务台的女人也可以在同一法庭上宣誓：

阿莉尔在1月7日以前几天就住在这家饭店了。

两部电梯，其中的一部忽地打开了门。

阿莉尔忧惧地走了进去。

她是唯一的乘客。

“请开到十一层，”她说。

“外边暴风雪，您还出去？”电梯工问道。

她轻声回答：“是的。”

“十一层。”他按了机钮。

电梯门在阿莉尔身后关上。

金属的铿锵声，似乎敲击在她的脊梁上，如同化学实验室所有的视线朝她集中而使她刻骨难忘一样。

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那部电梯，到眼前这部电梯，在两部电梯之间，时光不曾存在。

想到这里，心中又懊恼起来。

难道真有1113号的房间？

房门上都有房号。

1105，1107，1109，1111，预示着下一个也许就是1113。

房号似乎被霓虹灯照射着，忽闪忽闪地，果真是1113！

阿莉尔打开手提包，取出钥匙，略略转了一转。

难道真是这房门的钥匙么？

钥匙正适合。

门开了。

没有人讲话，没有人被惊扰，没有人在屋里行动。

第199章 阿莉尔往事（2）

房间里真没有人吧？

她把身子紧紧贴住门框，伸手在墙上摸索电灯开关，两脚没有踏进屋里一步。

一盏泛光灯亮了。

她走进去，关上房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她苦苦思索，想来想去，还是认定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房间。

可是，如果这间屋子不是她的，那么，1月2日至1月7日，她又睡在哪里？

她又怎会拿着钥匙来到这里？

她总不能天天呆在街上吧。

她登记过了吗？

从服务台女人的所作所为来看，她好象登记过了。

阿莉尔脱去潮湿的外套，把它放在椅子上，踢掉湿鞋，颓然倒在窗前的绿色靠背椅上。

她不认为这房间是自己的，但从服务台女人讲的意思来看，她也不认为这房间是属于别人的。

一时间，她只是瞪着大眼，茫然望着窗外，看着那罗马天主教男子中学和《费城晨报》社占用的旧房。

但总是坐在那里也没有意思，她便取出那两份报纸来。

《费城调查城市版》

适宜各阶层人的独立报纸

我眼皮累得要合上了。

星期二早晨，2018年1月7日

1月7日，这意味着我丢了五天。

◇加文谈导弹发射台价格问题

◇85界国会今日召开第二次会议

我不在世上时发生了那么多事！飞行员完成爬高壮举后完全降落

我的爬高也是壮举。

那些街道。

那些台阶。

那么多街道。

我丢失了时间，这就不仅仅是降落了。

费城晚报

星期二，2018年1月7日

付帐。

办完手续后离开旅馆。

我没有登记住宿，又怎能付帐离去？

我没有行李怎么住进来的？

预报暴风雪持续整夜。

整夜？

还是在这里呆下来吧。她把报纸扔进带花纹的金属废纸篓，然后到书桌那里打电话找服务员。

她要了豌豆汤和一杯热奶。

在等候食物送来的片刻，她要给威尔伯医生打电话。

太拖拉了，真是拖拉，那么久才跟大夫联系。

阿莉尔刚拿起受话器，要把威尔伯的电话号码告诉饭店接线员，但梳妆台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

她无法相信地瞧着那件东西，不由得急急挂断了电话。

放在梳妆台上的，赫然是那带拉锁的文件夹。

梳妆台上，还有一付露指的女用手套，还有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电梯旁还在使用的红围巾。

她心惊胆战地朝梳妆台走去，拿起文件夹，打开拉锁。

里面正是她五天前在实验室一把抄起往里一扔的化学笔记。

梳妆台的一角，还有一样她原先没有注意的东西。

这是在费城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一套睡衣睡裤的收据。

这家商店，她去过好几次，离大森林饭店不近，但坐上地铁，简直是门对门那么近。

这套睡衣的价钱是6美元98美分。

难道这钱是从她钱夹中支付的？

睡衣！在哪儿呢？

抽屉里，壁橱里，都找不到。

她去浴室寻找。

起先找不着，后来发现它挂在门后的衣钩上，象一付有罪的样子。

睡衣睡裤已经起皱，被人穿过了。

是她穿着上床的？

睡衣裤浅黄浅绿条纹相间，花哨而鲜艳。

这不是她的风格。

她总是选择单一的颜色，一般是由浅蓝到深蓝。

而这套睡衣睡裤却是孩子们喜欢挑选的色调。

阿莉尔回到卧室，感到双腿无力。

发现梳妆台上的东西以后，她愈发懊恼。

带拉锁的文件夹似乎在瞪着她，红围巾威胁着她，连那付露指的手套似乎也指点着她，仿佛它们都有自己活动、自己运行的能力。

床头小柜上还有一件没有见过的东西：

一张黑白画，画着一个坐在悬崖上的孤独女子身影，面对着一座似乎要将她攫而啮之的森然大山。

这幅画曾印在大森林饭店提供的信笺上。

既然在这屋里，显然是作者留下的。

这位作者究竟是谁呢？

门上敲了一声，服务员把阿莉尔要的汤和奶用托盘放在桌上。

“今天晚上你不太饿嘛，”

瘦得皮包骨的服务员说道。

他好象拿她这次要的食物与以前要的作比较。

他的声调柔和，态度很体贴，似乎与她很熟。

但阿莉尔知道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此人。

服务员离去了。

望着托盘上的食物，阿莉尔又感到一阵惊慌，但这与她在货栈区看到那些丑陋建筑时有所不同。

这个服务员、那位胸脯象座小山的服务台女人、那套睡衣、绘着悬崖上女性身影的黑白画，这些都有着某种涵义，可怕的涵义。

她在货栈区感到惊慌是由于自己对发生的一切懵然无知。

后来买了报纸，对发生的事有所了解，结果惊慌更甚。

现在明确无误地知道了，惊慌更加大得不可比拟。

那套睡衣、那张黑白画已经说明问题，无可置疑了。

阿莉尔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把汤推到一旁，匆匆忙忙地穿上鞋子，穿好尚未干燥的外套，带上围巾，戴好手套。

她把睡衣和收据塞进文件夹。

她本来打算在这里过夜，可是，尽管她知道雪还在下着，火车也可能赶不上了，她还是必须赶回纽约。

如果她呆在这里，可能要出大事。

阿莉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知道，必须在她还是她自己本人的时候赶回纽约去。

火车，眼前这些仿佛在夜间蜿蜒的龙，使她入迷，使她神魂颠倒。

过去，火车一般意味着带她逃跑。

而这辆火车却带着她向前。

她知道自己必须返回纽约，不是为了上课或去做化学实验，而是为了去找威尔伯医生。

阿莉尔努力想象在她离开纽约期间会发生什么事：

与医生每天见面的固定约会完蛋了，医生可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她，更主要的是医生会猜测到什么事而对她灰心失望。

阿莉尔把这些烦人的想法统统撇到一边。

自从上车以来，她心境就十分平静，再不能沉溺于空想、自责和懊恼的情绪之中了。

阿莉尔回想她第一次见威尔伯医生时的有关情况，想得那么专注，一直想到火车抵达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

阿莉尔，1945年夏天时，年纪二十二岁，情绪绝望地与她父母（哈珀和亨莉埃塔）同住。

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对阿莉尔来说，她的内心世界似乎也处于交战状态，不是普通说说的神经质问题，而是某种特殊意义的神经质问题，那些自幼就折磨她的神经症状已经愈来愈甚。

她在中西部师范学院主攻艺术，而学院当局在去年六月竟把她送回家来，并交代说：

除非精神病科大夫认可，否则就别回学院去念书。

学院的护士，名叫格温·厄普代克，不敢让她单身上车，还陪着她一起回家。

阿莉尔原先从事学术事业就难以应付，回家以后，她的父母立刻变得冷漠无情，阿莉尔在处理自己与双亲的关系方面更加束手无策，结果，她的症状只能愈来愈重。

那年8月，阿莉尔开始认真地寻求问题的解决。

这个问题已经牵累她一生，但，包括她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怀着这样的心情，阿莉尔第一次去见林恩·汤普森·霍尔医师，这是她母亲的医生，而且去看病的是肚子发涨的母亲，阿莉尔则以患者女儿的身份作陪。

但在对霍尔医生谈及她母亲时，阿莉尔在很短的一瞬间竟希望他能问到自己的身体情况。

她喜欢这位身材高大、话语温柔的霍尔医生。

而且她知道自己最喜欢他的是他把她当作一个聪明的成年人。

但是实情却足以令人不安。

二十二岁了，她具备了成年人的资格。

智商170，根据标准，也够得上聪明的水平。

可是，她在母亲甚至父亲身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聪明的成年人。

在她出生时，父母双双都已四十岁。

从她记事起，她就看见母亲头上有花白头发。

她认为父母与自己之间存在着两代的代沟。

加上她又是一个独生女儿，所以在父母面前永远是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

阿莉尔想直接同霍尔医生联系。

第一次去时，她真希望他会问她：

“你有什么不舒服啊？我能帮你什么忙呢？”

三天后第二次去时，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

但当她陪着母亲坐在拥挤不堪的候诊室内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时，她的勇气便化为乌有了。

实在没有理由认为霍尔医生会问她病情，这一点她明白。

终于轮到她母亲就诊了。

由于母亲的坚持，医生在做检查时，阿莉尔始终在场。

当母女两人和医生走出检查室时，霍尔医生把她带过一边，说：

“我想在诊室跟你谈一谈，阿莉尔小姐。”

阿莉尔跟随霍尔医生去诊室时，她母亲去化妆室了。

阿莉尔惊奇的是医生并没有谈她母亲的病情，他坐在转椅上，瞅着阿莉尔，直截了当地问道：

“阿莉尔小姐，你又瘦又苍白，有什么不舒服吗？”

他顿了顿又问：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她盼望发生的事，果真发生了，但她却很忧虑。

虽然她渴望有这次机会，机会真来时，又令人大惑不解。

霍尔医生怎么能猜出她的愿望呢？

他居然会本能地听到她紧闭心中的企求，简直不可思议。

人们早就称他是聪敏的医生、奥马哈市最优秀的内科大夫，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