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吉穿上这套前面开襟的衣服觉得十分雅致。但不久前还对阿莉尔所怀有的好感全消失了。

她觉得阿莉尔是她获得她所需要的东西和她表现自己个性的一大障碍。

这套衣服唤醒了她蛰伏内心的对阿莉尔的全部不满。

阿莉尔是佩吉生活中的严酷现实，有时可能是一个极为讨厌的人。

阿莉尔在壁橱中见到这套衣服时好象见到了鬼：

它怎么跑到我的壁橱里来的？

这张收据放在我的手提包里干什么？

最要命的是这套衣服被她发现了。

佩吉把它藏在壁橱顶层，那里是阿莉尔放杂物的地方。

什么东西都放，就是不放衣服。谁知道阿莉尔会翻弄这里呢？

阿莉尔会不会对钱发脾气呢？

12块钱买这套衣服不贵。阿莉尔有这钱。

但阿莉尔有她自己的主见。

她会花钱去买家具、工艺品和药品等阿莉尔所谓的必需品。

阿莉尔总是把我买的东西扔来扔去的，佩吉烦恼地想道。

对我的蓝衣蓝靴也是这样。

我一天要拿两次，但阿莉尔每次都把它们扔到什么角落里去了。

是的，她肯定会成为一个讨厌的人。

佩吉照了照镜子。

挺美的，简直美极了。

谁都会爱这衣服的。

也许阿莉尔并不是对衣服有气，而是对佩吉有气。

不对，这是废话。阿莉尔根本不知道有佩吉此人存在，这是佩吉不得不面临的事实。

这并不讨人喜欢，但事实如此。

用一些珠宝可能效果更佳，佩吉一边在镜前打量自己，一边想道。

戴上它，会挺有意思的。但她知道自己不会戴它。

戴珠宝是件错事。

他们不是在教堂讲过了吗？

她不是在开始记事时就被叮嘱过了吗？

但她仍旧喜爱漂亮东西。

她犹豫了。

阿莉尔的母亲有一串珍珠。

不，她不想戴它。

她不喜欢阿莉尔的母亲。

这样一来，再戴这串珍珠就更不对了。

佩吉对着镜子照着，简直舍不得离开。

她那显得有些矮胖的身材，并不使她入迷。

但她喜欢她的荷兰发式、漆黑的直发、她的前刘海、她的圆脸蛋、她的翘鼻子、她那闪亮的蓝眼睛，

对了，还有她那调皮的笑容。

她以前没有想到过，但她的确像一个小妖精。

阿莉尔，身材修长，脸型象一颗心，浅褐色的头发松松的拢着，眼睛呈灰色，表情严肃，从头到脚都是另个模样。

难道那位好医生看不出来吗？

伊丽莎白镇上一边看阿莉尔相片一边看佩吉本人的那两个男人难道也看不出来吗？

为什么人们老是把她当成阿莉尔呢？

佩吉突然从镜前走开。

原来是因为注意到自己嘴唇的缘故。

那么丰满，那么大，是黑人才有的嘴唇。

她怕见自己的嘴唇，甚至想象自己成了黑人。

她害怕黑人，害怕人们对待黑人的方式。

她拿起手提包，走出房间。

在宿舍的庭院中，雪花落在她没有戴帽的头上，沿着她的鼻子滚落下来。

佩吉走得飞快，渐渐忘了恐惧。

她发现自己还在哼着“模仿鸟小山”的曲调，目的似乎也是为了消除恐惧。

她来到娱乐室时，里面已挤满了人。

学生们一群群聚谈着一切。

室内摆着牌桌和乒乓球桌。阿莉尔不玩桥牌或乒乓球，而佩吉爱玩。

佩吉身手矫捷，动作协调。

佩吉朝着男学生观望。

她觉得其中没有一个人赶得上斯坦。

阿莉尔对他们感兴趣吗？

她可没有兴趣。

斯坦还没有使阿莉尔心碎；

她还没有那么在乎。

佩吉也没有感到心碎，一点也没有。

佩吉祝愿阿莉尔会另外找到一个她们都能喜欢的人。

长长的茶点桌上铺着可爱的白色花边的桌布。

上面放着两个很大的有加热装置的俄罗斯铜茶炊。

一个是咖啡，一个是茶。

佩吉突然想起自己在离开伊丽莎白镇上的小吃店以后还没有吃过东西。

她知道自己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喝茶，因为她的宗教信仰不容。

不过那小三明治和小甜饼看来不错。

她刚吃了一口三明治，便听见有人用有教养的中西部口音问候她：

“好日子啊，阿莉尔？”

“不错，”佩吉随口应答，抬头看看特迪·埃莉诺·里夫斯。

这是一位俊俏的女人，尽管她不化妆，穿着随便，身材显得两头细、中间粗，还是挺好看。

住在她隔壁房间的这位特迪总是叫她为“阿莉尔”。

很久以前，佩吉就已同意在必要时对阿莉尔这个称呼作出应答。

对伊丽莎白镇上的罪人来说，无此必要，但对阿莉尔的好友特迪，情况就不同了。

“你这一整天在哪儿呀？我都为你担心啦，”特迪接着说下去。

特迪，五英尺十寸高，宽肩膀，大屁股，小**，总是处于支配地位，永远扮演母亲的角色。

第205章 阿莉尔往事（8）

佩吉不明白阿莉尔怎么受得了她。

佩吉知道特迪焦虑不安地等待着阿莉尔把这一天的事详详细细地告诉她。

但这一天不是阿莉尔的，而佩吉并不想讲今天的事。

“很高兴见到你，多塞特，”劳拉·霍奇金斯走过来参加她们的谈话。

“你说你不打算来，我很高兴你还是来了。”劳拉是阿莉尔另一位朋友。佩吉仍是不露声色。

特迪·劳拉和其他几个姑娘聚在多塞特周围，都在讲克林格教授。

突然间，多塞特从手提包中拿出一支彩笔，指着墙，用一种有感染力的声调说了起来：

“喂，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好听着。艺术，是人类经验的伟大传统，你必须专心致志，不然便是对灵感才思的侮辱。”

姑娘们开始格格地笑了起来。佩吉，在一张纸餐巾上捣了两个大洞，把它变成眼镜的模样，架在鼻子上。

她斜眼看着，说道：

“雕刻也许是最古老的艺术。从其他课程中你们已经得知，它的技术可追溯到削箭簇或棍棒的第一个史前人。你们也知道，石、陶或金属的相对永久性，是我们利用雕刻和在石、陶上镂刻铭文作为历史记载的主要原因。”

“可是，在漫长的时间中，其他文字记载终于削弱了雕刻的权威，并使各种绘画（至少在西方）有了最广泛的用途和通俗的感染力。这‘巨（就）’是我要你们集中注意绘画，把它当作世上至要之事的原因。也许它的确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我指的是鲁本斯、伦勃朗和其他大师的作品，而不是指毕加索和其他同代人的愚蠢表达。后者是婴儿般的咿哑学语。他们所谓的实验，只是空虚的代名词。”

“嗯，多塞特小姐，你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严肃女人，你为什么非要按这种愚蠢的传统作画不可呢？”

劳拉·霍奇金斯本来格格作笑，现已变成无法克制的捧腹大笑。

特迪也在狂笑。

佩吉继续说下去，把一屋子人都征服了。起先只是为少数人作表演，最后变成一场人人观看的演出。

他模仿克林格教授，成为这一晚的高潮。在喝彩声中，佩吉不慌不忙地取下假眼镜，把彩笔放回手提包，鞠了几个躬，从屋里庄重地退场。

两天后的圣诞节，去找威尔伯医生的，是另一个与以前不太一样的佩吉---闭口不谈伊丽莎白之行和她在学院社交聚会上的胜利。

这好象是另一个佩吉，嘴里没完没了地重复着：“人们、人们、人们。”

“什么人们？”贴着佩吉坐在长沙发上的威尔伯医生问道。

“人们？是啊，人们，”佩吉答道。“他们正等着我哩。”

“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玻璃，”佩吉答非所问。

“我看得见玻璃。我要打碎玻璃窗，然后跑掉。我要跑掉！我不想呆在这儿。我不想，不想！”

“为什么跑掉？”威尔伯医生问道。

“痛呀，我痛，”佩吉轻声说了句，便开始啜泣。

“哪儿痛？”

“我头痛。我咽喉痛。”

痛苦的话语倾诉后，接着是愤怒的谴责：

“你不让我跑掉。”她情绪逐渐对立。“尽管你不让我跑掉，我也要打碎玻璃窗，然后跑掉。”她警告道。

“你为什么不从门口出去呢？走啊，只要把门打开就行。”

“我办不到，”佩吉尖声叫起来。她从长沙发上站起身子，象一头落入陷阱的野兽那样挪着脚步。

“可是你能够办到的呀，”医生坚持道。“就在那儿。走过去把门打开！”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佩吉仍那样惊恐。

“好啊。只要旋转门钮，就可把门打开！”

“不，我要呆在这带黑色百叶窗的白房子旁边，门口还有台阶，后面有车库。”佩吉突然平静下来，说：“我父亲的车就放在车库。”

“你现在在哪儿呢？在威洛·科纳斯？”医生问道。

“我不说！我不说！”佩吉一再重复这句话。

“可以告诉威尔伯医生吗？”

“可以。”

“那么，你要告诉威尔伯医生？”

“是的。”

“那就说吧。告诉威尔伯医生！”

“威尔伯医生走啦，”佩吉愁闷地回答。

“威尔伯医生就在这儿。”

“不，她走啦，把我们扔在奥马哈了。”佩吉坚持己见。

“你不是威尔伯医生。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必须找到她。”她不再平静，歇斯底里又发作起来。佩吉恳求道：“放我出去！”

这个请求似乎与现在这特定的房间和时刻无关。它来自往昔。而这个往昔向她伸手，把她包围，将她俘虏。

“你去开门。”医生态度坚决地说。

“我从门口出不去，我从来没有出得去，从来没有。”

“这道门现在上着锁么？”

“我出不去。”这是一个受到伤害而不知所措的孩子的哀诉。“我必须从这儿出去。”

“从哪儿出去，佩吉？”

第205章 阿莉尔往事（8）

“不管在哪儿都得出去。我不爱这些人们、这些地方或任何东西。我要出去。”

“哪些人？哪些地方？”

“这些人们、这种音乐。”佩吉连气都透不过来了。“这些人们、这种音乐。音乐一遍又一遍地响个不停。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们。我不喜欢这些人们、这些地方或任何东西。我要出去。喔，放我出去！求你，求求你！”

“只要转一下门钮，就能把门打开。”

“不行，我不行，”佩吉的愤怒突然转向医生：“你为什么还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你连试都没有试过。你为什么不去转一转门钮，把门打开？”医生寸步不让。

“有个门钮，但转不动。你还不明白？”

“试试看。”

“试也没有用。”她的情绪暂时松懈下来。但这是屈从的松弛。“他们什么都不让我做。他们认为我不好，认为我可笑，我的双手也可笑。谁都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佩吉。”

“喔，他们什么都不让我做。痛，痛极了。”佩吉在啜泣。“人们并不关心这些。”

“威尔伯医生关心。她问你心里有些什么事。”

“没有人关心。”佩吉仍唱着反调。“双手痛啊。”

“你的手？”

“不是，是另外一些手。向你伸过来的手。使你疼痛的手！”

“谁的手？”

“我不说。”又是那孩子般一再重复的话。“如果我不想说，我就没有必要说。”

“还有什么使你痛苦的？”

“还有音乐。”佩吉又用那耳语般的声音说话。“人们和音乐。”

“什么音乐？为什么？”

“我不说。”

威尔伯医生伸手轻柔地搂住佩吉，扶她回到长沙发。

佩吉感动了。她柔声吐露心事：

“你瞧，没有人关心你。而且你又不能跟任何人说。而且你哪儿都没有归属。”佩吉安静地停了一会儿又说道：

“我能看见树木、房子、学校。我能看见车库。我想进车库去。这样就好了，就不会那么痛了。”

“为什么？”

“那么痛，就是因为‘你不好’。”

“你有什么不好？告诉威尔伯医生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人爱我。我要有人稍微关心一些。如果他们不关心你，你是不能爱他们的。”

“说下去。问题在哪儿，告诉威尔伯医生。”

“我想爱一些人，我还想有一些人爱我。但从来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才痛苦。如果没有人关心你，就使你内心要发疯，使你想说什么，撕什么，打碎什么，打穿玻璃。”

突然佩吉不作声了。

于是佩吉不见了。

坐在那里的是阿莉尔。

“我又一次神游？”阿莉尔一边急速向后躲闪医生，一边问道。她又着急又害怕。

医生点头。

“不过不象上次那么糟糕，”阿莉尔环视四周，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挪动到不当的位置，也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摔成碎片。

“你有一次提到音乐，阿莉尔，”医生想试探阿莉尔是否知道佩吉所说的事。

“你可不可以再多谈一些？”

“嗯，我上钢琴课，”阿莉尔沉着地回答，

“我那钢琴老师穆尔夫人经常说：‘你具备所有的天赋。你有好耳朵、好手。你的指法也很好。但必须多多练习。你没有练习便能弹到这个程度，那么，如果你练习的话，又能达到何等地步呢？’可是我不去练习。我也不告诉老师说我不练，因为母亲实在太苛刻。只要我在练习中出错，母亲就叫唤：‘不对，不对。’我无法忍受，所以只要母亲在一旁，我就不练。而只要她离开一分钟，我不管手里干着什么，都扔掉一切朝钢琴冲去。无论曲子多难，我也能练成。如果没有钢琴，我过度的精神紧张会使我垮得更早。我开始教书以后购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钢琴。”

“唔，”威尔伯医生又问，“你对玻璃有什么特殊的好恶吗？”

“玻璃。”阿莉尔沉思起来。

“母亲有一些可爱的水晶玻璃。我祖母也有。应该说，多塞特祖母和安德森外婆都有。噢，我想起来了。我大约6岁的时候，我们去伊利诺斯州埃尔德维里的安德森家作客。我们每年夏天去那里呆三个星期，一直到安德森外婆去世为止。反正有一次，我的表妹卢鲁和我在拭干碟子的时候，她猛地把一个盛泡菜的可爱的水晶碟子扔到法国式门外面去了。她真是一个小鬼丫头。但她却告诉外婆和我母亲和所有的人是我扔的，是我把那水晶碟子打碎的。这不公平。可是我一言不发地承受下来了。是我母亲叫我这样做的。”

“原来如此，”威尔伯医生说。“现在再说说有没有什么手曾经干扰过你。”

“手？那倒没有什么。我自己的手又小又薄。我母亲说我的手不吸引人。她常常这么说。”

“以前有没有什么手向你伸过来？别人的手？”

“伸来的手？我不知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阿莉尔不自在的样子突然大大地强化了。

“原来如此，”医生说道。“另一个问题：你见到血的时候心里慌不慌？”

“嗯，是的。不过谁见了不慌呢？多塞特祖母得了子宫颈癌，而且出血。我亲眼见到的。我开始来月经时，我象大多数女孩一样感到莫名其妙。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不过你见过小孩子的血吗？也许是一个游戏的伙伴的血？”

阿莉尔向后一靠，思索起来。“嗯，我想想。汤米·埃瓦尔德。他父亲有一个牲口棚，养着一些马。汤米是他母亲宠爱的孩子。他是死在储藏草料的顶棚里的。我们在玩。发生了意外。一支枪走了火。我就记的这些。顶棚里可能有血。我有好多年没有想到汤米了。”

将近二月的时候，医生准备把佩吉此人告诉阿莉尔。

佩吉记得起阿莉尔所忘记的事。

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了。

但当话到嘴边时，医生发觉阿莉尔的脸变得苍白，瞳孔扩张得比平时尤甚。

阿莉尔用一种不自然的哑嗓子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医生本想把她的化身告诉她，却感到她已经成为这个化身。

“嗨，”佩吉招呼道。

“嗨，亲爱的，”医生应答。

“我现在要出去了，”佩吉告诉医生：“穿过房门出去。很久以前，威尔伯医生就说我可以办得到的。”

于是，佩吉穿过这扇原先走不过去的、成为她被幽禁的有形标志的房门，离开了屋子。

威尔伯医生觉得双重人格的诊断已经确切无疑，而且无时不想着这异乎寻常的病例。

佩吉和阿莉尔，尽管共存于同一个肉体，却有不同的记忆、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经历。

她们虽有一些共有的经历，却有不同的理解。

她们的嗓音、措词和词汇均有不同。

她们表现自己的方式也各异。

甚至年龄也不一样。

阿莉尔31岁，但佩吉呢？

大夫还不能确定佩吉是一个早熟的孩子，还是一个发育尚未成熟的成年人。

佩吉无自我意识地表现为一个小姑娘，不易发窘，而易发怒。

她不象阿莉尔那样迂回、掩饰，而是往往吐露了毫不掩饰的恐惧心情。

毫无疑问，佩吉承受着可怕的负担，而阿莉尔却回避这可怕的重负。

威尔伯医生思绪万千，但作不出结论。

她从来没有治疗过双重人格患者。

但现在不得不担起治疗重任。

与她以前治疗其他患者一样，首先必须对这种疾病追根究底，然后从根儿上循序进行治疗。

目前要做的，是把诊断结果告诉阿莉尔。

这个任务要比原先想象的困难得多。

每当阿莉尔遇到无法应付的处境，就让佩吉来接手。

对阿莉尔谈佩吉，等于邀请佩吉回来。

正因如此，这件事一再推迟，拖到了3月。

但在这时，发生了一起事件，使诊断不得不随之改变，使威尔伯医生庆幸自己幸亏没有把原先的诊断结果告诉阿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