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机遇之河北魏博】

时不我待，朱温在敬翔的辅佐下，立即调整了军事部署，改南下为北上。

“收菜”战争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蔡贼秦宗权在第一阶段吃够了朱温的苦头，认识到了来自朱温的强大威胁，于是也做出了相应的战略改变，收缩防线，集中兵力，准备除掉汴州朱温。其中，命令弟弟秦宗衡率领的“淮南远征军”放弃淮南、返回蔡州协防，就是战略重心转移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天佑朱温，蔡贼的“淮南远征军”兵变，部将孙儒杀死秦宗衡，随即率部继续向淮南挺进，与杨行密争夺扬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蔡贼秦宗权。

这也为朱温把战略目标向北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

朱温命令爱将李唐宾率领三万人马，按原计划攻击蔡州，牵制秦宗权；派悍将朱珍，率精兵一万，北渡黄河，支援乐从训。

乐从训的三万人，被魏博叛军杀得鸡飞狗跳、抱头鼠窜。朱珍只带了一万人，结果又当如何？

朱珍带着一万人，从滑州白马津渡河，由南往北连克黎阳、李固、临河三城，击败万余魏博叛军，斩获甚多，还觉不过瘾，又派人劫掠澶州，与魏博军的精锐部队——“豹子团”遭遇，一鼓作气将“豹子团”全歼……威震河朔，“朱珍”二字止儿啼。

简直就跟开了挂一样。

乐从训受到了鼓舞，于是打算率军突围，与朱珍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奈何乐从训是王者也带不动的青铜，他以朱珍难以追赶的速度溃败。他以为自己是青铜，其实是铁渣。

魏博叛军斩杀乐从训，并将软禁中的乐彦祯一并诛杀。

乐从训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生命代价。而他父子俩的死亡，也让朱温失去了干涉魏博内政的正当理由。

魏博叛军首领罗弘信非常世故，立刻向汴州朱温奉送了大量金银财宝，请求消除误会，恢复旧好。

“误会”指的是魏博军杀死汴州求粮官雷邺一事。

朱温讨伐黄巢的时候，朝廷诏令魏博军提供三万斛军粮及二百匹马。现在朱温奉旨讨伐秦宗权，又诏令魏博军提供两万斛军粮，结果魏博军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于是朱温派雷邺前来督促。

可巧，雷邺刚到魏州，就赶上了魏博兵变，雷邺被乱军所杀。这也是朱温此番兴师问罪的另一个借口。

现在，摆在朱温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拒绝和谈，命朱珍进攻魏州，直至吞并整个魏博军；第二，接受和谈，收下罗弘信的诚意，撤出河北。

朱温选B。

理由如下：

在秦宗权、朱瑄、朱瑾、时溥还未彻底解决的时候，不宜再与河北强藩纠缠；

乐从训父子已死、罗弘信也就征粮官遇害一事赔礼道歉、补齐损失，若再加征讨则名不正而言不顺，失去了道义根基；

朱温的战略目标已经达成，既收获了实际的实惠，又以强者姿态介入河北政治舞台，还与魏博罗弘信结成同盟关系，已然名利双收。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强。

当进则进，当止则止。大智知止。

让朱温做出这个明智选择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河阳方面也来了求援使者。

【新的机遇之河阳】

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朱珍威震河朔的同时，河阳张全义也向朱温发来了求援信。

原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偷袭魏博韩简，致使韩简兵败身亡，次年，诸葛爽也病逝。大将刘经、张全义拥立其子诸葛仲方为河阳留后。

新帅诸葛仲方年龄尚幼，主少国疑，拥立他的大将刘经，也就成了“摄政王”，军政大事皆出刘经之手，从而引起了另一位“老臣”的不满，此君便是诸葛爽的心腹爱将——河阳节度副使李罕之。

李罕之，太有料了。史籍原文相当搞笑，是为数不多的能让读者笑出声来的人物传记。很难相信是出自严肃权威的“二十四史”：

“少学为儒，不成，又落发为僧，以其无赖，所至不容。曾乞食于酸枣县，自旦至晡，无与之者，乃掷钵于地，毁弃僧衣，亡命为盗。”——《旧五代史·李罕之传》

基本不用翻译了吧。

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罕之身强力壮，膂力过人，厚颜无耻，天生贼王八的料，多次碰壁之后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职业：强盗。

恰逢黄巢造反，李罕之欣然从贼，果然发挥所长，“渐至魁首”。后来，黄巢屡败于高骈，李罕之便与秦彦、毕师铎等投降高骈，高骈表其为光州刺史。

不出一年，蔡贼秦宗权肆虐，李罕之弃城逃跑，依附于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因与诸葛爽的早年经历神同步，又骁勇善战，而深受诸葛爽器重，被表为河南尹、东都留守。

诸葛爽的前半生也是个段子，与李罕之一样，史籍原文就很搞笑，这里稍加翻译，前文有所提及，在此拿出来跟李罕之对比：

早年为县派出所临时工，因遭县令的笞责，怒而辞职，当起了民间闲散艺人，路边卖唱，唱得太难听，没人给钱，恰逢庞勋作乱，于是欣然从贼附逆，后来庞勋失势，投降朝廷，累功升迁，又在黄巢之乱中反复无常，大搞政治投机，渐成河阳节度使。

诸葛爽对李罕之的内心独白是：“你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

当李克用遭“上源驿事变”之后，途径洛阳，受到了李罕之热情款待，及时抚慰了李克用受伤的心灵，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点很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关怀为李罕之奠定了一生的荣光。

蔡贼秦宗权派孙儒剽掠东都，李罕之败逃，孙儒将东都洛阳洗劫一空后，又纵火焚烧宫阙房屋，随后撤走。李罕之率部回到东都洛阳，收拾残垣断壁。

诸葛爽死的时候，李罕之正屯兵于渑池，痛失“拥立之功”，又因是“先主宠臣”，自然要遭到“摄政王”刘经的排挤打压。

刘经声称要亲自镇守洛阳，率领大军来到洛阳，然后突袭驻防渑池的李罕之，不料被李罕之打败。刘经弃城逃走，李罕之穷追不舍。

刘经急忙调派张全义领兵支援，阻截李罕之追兵。

张全义也对刘经心怀不满，于是阵前倒戈，与李罕之兵合一处，共同攻击刘经，不胜，于是二人退保怀州。

没过多久，阴魂不散的孙儒又回来了。“监国摄政”的刘经再也无暇顾及李罕之、张全义，集中全力对抗孙儒，结果被孙儒打败，刘经保护着幼主诸葛仲方，驾一叶扁舟，逃到汴州。

孙儒遂自称河阳节度使。

恰逢秦宗权“杀猪”失利，蔡贼势力士气低落，贼兵贼将惊做鸟兽散。孙儒也不得不再次撤出洛阳一带。临走的时候，照例对当地进行了系统性破坏，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就付之一炬（尽驱河阳之人杀之，投尸于河，焚烧闾井而去）。

东都洛阳，自黄巢之乱以来，屡被战火侵扰，继黄巢之后，又遭秦宗权、孙儒轮番蹂躏，史籍记载，此时的洛阳城几乎不存在完整的建筑，一眼望去，全是断壁残垣，“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四野俱无耕者”。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河阳地区的荒废凋零，秦宗权、孙儒要负主要责任，说他们罪大恶极、恶贯满盈，一点儿都不过分。但是，南中国的某些地方却为巨匪孙儒修下祠堂，世代供奉，其中的原因将在后文一一呈现。

孙儒走后，李罕之与张全义进驻河阳，收拾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