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下午,雨势大起来，茅以升陪曾养甫去拍电报，走到白象街时,水花打得四面房上地上噼里啪啦地响,他俩从滑竿上飞速钻入电报局的门廊里,不过几秒时间，衣服前襟和脸上都就糊透了雨。等打完电报，看外面仍没有停歇的意思,索性就站在两扇雕花洋窗底下,隔着珐琅玻璃赏雨待晴。曾养甫笑道：“看到没有，大雨里面见天，不是你趁雨不注意、就是雨趁你不注意,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淋成落汤鸡！你去跟办事员借个毛巾，我们在这儿把衣服拧干。”

“为什么是我？”

“我要去了,不是逞官威吗？你好几所大学的教授,有清名，别人肯给你面子。”

茅教授无言以对,回去柜台站了一会儿,果然借了毛巾，还带回两杯咖啡，说：“这简直自欺欺人,他们认识你的印章，正愁不能拍马屁呢。要是这雨一直不停,或许晚上还会留你吃饭。”

曾养甫但笑不语。

茅以升道：“其实明天拍这个电报也成。我没想到你这么急着赶来，还把荷达（林继庸字）也叫来。你也不先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跟谁商量？”

“我是一时情急,怕白老板想不开，又有点儿义气感发，所以陪他来了。”茅以升踌躇道，“他要把工厂搬到四川来，一个丝厂也就罢了，你还怂恿他把棉纺厂也弄过来。”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向柜台上的小窗口看了一眼，“这两个厂是金家最大项目的财产，你要谈也该把明卿找过来，起码去个电报，问问金家的意思。”

小窗子露出办事员打毛衣的绿指甲。

“你现在倒想起来了。”曾养甫啜着咖啡，笑，“什么叫一个丝厂也就罢了？哦，我看出来了，他和明卿在闹矛盾，你充当判官，把丝厂判给他、把棉厂判给明卿？”说得茅博士直摆手，曾养甫还要赶着取笑，“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个才能哩！又能判离婚官司，又能代为分家。”

茅博士可听不得这种话，茅博士拿脚走开，曾养甫拽住他，笑道：“行啦，开开玩笑。我还没有问你呢，明卿现在是怎么回事？你没见着他？”

“没有，他家里人说他不在家，我觉得是在的，硬说不在，我也不好进去。”茅以升叹气，把那天的情形说了一遍，“我在半路上碰见白老板，哭得泪人一样，还不肯回家——多半是明卿心情不好，跟白老板拌嘴，拿他出气了。你没听他桌上说的？明卿什么都不管不问，蘅青去找他也是闭门不见，这样消沉，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振作起来。”

“年轻人嘛，是这样的，从小顺风得意，忽然经历这么大挫折，那可不就栽倒了吗？”曾养甫见惯不惊的神情，“长长见识也是好的，人生总要经历这么一遭。不振作就不振作吧，这不是还有白老板振作着么。”

“你这么看好他？”

“不是我看好，是他合适。”曾养甫放下咖啡，从怀里摸出烟盒，“唐臣我跟你说，别人家里的事咱们不要深究，也别管他们是不是真一家，白露生，既然敢拿这个主意，那就凭他说了算。从前金家势大，他只管做个金丝雀，如今金家有难，他肯出来主张，算他报恩也好、趁火打劫也好，我只看行动，不问他动机。”

这话果决得教人吃惊，还有一些摸黑路上见灯笼的迫切，茅以升一时无话相答，他咂摸出了一点儿别的什么了，想了又想，问曾养甫：“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

“下这么大雨，岂会没有风声？”

“真的要打？”

曾养甫含着烟，又看一眼柜台的小窗——两根毛衣针在小窗口里摇来摆去。他以手外请，茅以升会意，与他一起走到门外。这楼是中法合璧的样式，门廊极窄，短短一个拱门而已，因此无人在此避雨，曾养甫走到廊下站定方道：“我和你说实话吧，你也做一个心理准备——风声是有，只是不定，这个月中|共派人来南京见面，我给他们做的中间人。”

“见面？跟谁？”

曾养甫嗤笑：“还能有谁？”

茅以升愕然：“他倒也肯？！”

“肯？就是他自己主动去找的！陈立夫来问我，问我能不能试着和陕北通通消息，没他的首肯，陈立夫敢擅作主张？说了你都不会信，这就是去年十一月的事儿。”

“那不就是法币会谈之后？”

茅以升懵了，要是他没记错，去年秋天，南京方面是双管齐下地在剿共，军事上穷追猛打，经济上也厉行管制，把通往陕北的粮道四川搞得鸡犬不宁。

谁能想到，这背后居然还能有暗送秋波的剧情，是不是太幽默了？！

“糊涂了，是不是？我当时也是下巴没合拢，还以为他要策反诏安——我想了几个月才想通！”曾养甫看他一脸的困惑，笑了，自己也颇觉黑色幽默，“咱们这位委员长，在中华民国耍三国呢——汪兆铭和日本人是一国，他自己是一国，国内这些反对他的、要统一战线的又是一国。江浙的财阀们，不把他的连襟、小舅子，放在眼里，不听他的话，他就借着汪兆铭的手，拔了商人们的翎毛，把财权攥到了他自家人的手里，这才敢和陕北谈判——他倒是很懂得什么叫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茅以升心中的喜悦来不及升起，腹内转了一圈儿，变成迷惑和叹息。他知道金求岳带头在孙夫人的倡议书上签字，戳了蒋氏的肺管子，也知道笑话一样的法币改制，最终受益的无非是孔宋二家——可他想不到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蒋委员长打完了中|共又拉拢，用完了日本人又打日本，pua这套东西属实是给蒋委员长玩儿明白了。不知道被扔去农村的蒋经国少爷听说这事儿得是什么心情，这当爹的太不做人了——儿子要联合抗日，不行！二大姨要联合抗日，不行！我联合抗日，行！

反正什么事都要你说了算就对了哈。

沉默良久，他叹道：“这都是图什么呢？”

“图什么？十路诸侯伐董卓，原本是四世三公、袁家盟主，结果伐出个曹丞相来，叫他保了天子、得了大义；刘邦跟着项羽起兵反秦，最后倒把项羽灭了，自坐天下。自古来救国救民是一回事，救国之后谁主天下又是一回事，前车之鉴这样多，他生怕重蹈覆辙，又要守土、又要人望，既要驱虎，又怕狼顾，没有皇帝的命、倒有皇帝的毛病。”曾养甫将手一摊，“现在连我也疑上了，我和通了几个月的信，他又怕我的心向着了——刚接到的调令，派我到广东去，下个月就走。”

“下个月？”

“要不怎么说是赶巧呢？你要是晚来一个月，我就没这么好帮忙啦。”

茅以升默然不语，他头一次从曾养甫口中听到这么激烈的论调，但他完全理解他的愤怒——突然地把人扔到广东去，内地的工作怎么交托？谁又能继任？

用人又不信人。

他想说些劝慰的话，可是雨声太大了，使任何劝解的话语都显得疲弱无力。茅博士这两天真是为难，原本就不善巧言，偏生接二连三地担任安慰人的角色，共情地沉郁片刻，说：“唉，你别生气。”

“我生什么气？我不生气。”曾养甫鼻子里笑，“我只是厌倦了他这样把我调来调去，真论起来，广州市长，党内还认为我升官了呢。”

对于渴望权力的人们来说，两广归政，广州市长当然是个肥差美差，可是对于实干家们来说，他们讨厌功败垂成，浙赣铁路通行在即，开通、归属和运作都要妥善考虑，这时候把主持人遣到广州去做市长，真不知是弄权太精还是脑子太蠢。

不过做市长毕竟不是坐牢，真有什么事，也可以飞回来。

茅以升稍稍释然，忍不住问：“那——那南京的会谈，你们谈得怎么样？”

“怎么样？”他那不自觉地期待的语调，让曾养甫觉得可怜，还觉得心痛，笑了一声，“我只扮演一个传话筒，决策不由我来做，想法也不是我的想法。其实谈得成、谈不成，又有什么区别？抗战于我们来说只有态度、没有选择，难不成是我们谈不好日本就等着我们谈吗？”

门廊太窄了，避不得雨，风雨把他们的半边衣服打湿了。

他们沉默了好一阵子。

“唐臣，其实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间不长，要不是钱塘江大桥、蘅青推荐你，你我也是无缘相识。”曾养甫将背贴着墙，躲一躲廊檐上溅下的水花，“但共事一年多、两年了，你应该很明白的，这些年我全力以赴地主持修建铁路，为的是什么——几年前我就到处游说、到处碰壁，我们的工厂全集中在沿海的门户地带，工商界舍不得江浙那块风水宝地，没有个牵头的他们不会动，这个牵头的要是不挣钱、他们也不会动。我一直在找一个想内迁、敢内迁的人，来给这些工厂主们做榜样——喏，这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可知我来的路上，那叫一个心乱如麻，满心的事情想交付，却不知该从哪一桩交起。我怕他们要把这条刚刚建好的铁路也当成争权夺利的工具，我怕我去了广东就说不上话了。我接到你的电报，原不想理你，想了又想，我觉着跟你见一面也好，起码你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哪怕是说闲话也痛快些。再一者我以为明卿跟你们一起，如能叫他跟荷达一起筹备内迁的工作，那倒是水到渠成，他有名望、也会做生意——不想来的是个白露生，是谁也都无所谓了，有这个能力志气就行。”

这个国民政府到底有没有决心去打——他们有这个决心吗？有吗？茅以升想，这会谈十成终归又是搅浆糊，白白辜负许多人的心血和期待。这些热心热血的人都有下限，因此想不到弄权者在这局面里究竟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儿。日本人以战养战的策略还有谁不知道吗？东北和华北养肥了他们的陆军，外流的白银又养肥了他们的海军，每拖延一天，这些豺狼的根基就稳固一分，野心也成长一分。

“你不要觉得我又是空抱热情。”曾养甫道，“我也没想到这些事情能从九一八拖到如今，拖了整整四年，四年里既不打也不争，反而步步退让。或许，或许这些事情等我从广州回来也还是个筹备又筹备，还是等，可只要我们把所有准备做好，民心所向，总有一天能够形势比人强。他要是还有志气，能够见好就收，联共抗日、收复失地，那当然是最好，但如果协谈不成，长此以往妥协下去，再一次地被动挨打也是近在眼前的事——无论哪一种局面，都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生产的准备，这是你我力所能及、也仅所能及的事，东北沦陷了、华北也是门户大开，我不敢想象再退下去，我们要退到什么地方！”

天边响起雷声。

他们从倾泻的雨幕间望见电光，极明亮的一道闪电，贯通天地，接连不断地又是滚滚雷鸣。潮湿的雨幕把这个世界装在毛玻璃里面，模糊地、看不清楚，还有脆弱的感觉，仿佛随时随地都会碎裂，你不知道那里面会剥落出一个什么样的人间。茅以升手里还端着那半杯咖啡，这时候想起来要喝一口，却发现杯子里混了好些雨水，清浊相杂，仿佛此时的世道和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