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校部杨管理员给我送来一只樟树木箱及一封信。我急忙拆开信封，信写得极简单：

张老师：

感细（谢）你的关心，送这只土木箱流（留）作纪念，再见了。

岩温

1957年5月

这只箱子虽然极普通，但寄托了异国友人的一片真情，这使我非常感动。

这只木箱曾伴随着我到普阳省、春城、勐巴拉西、豫章省文山县，近三十多年的岁月，直到1982年它才“退了休”。

岩温，本来姓刀，因当过小和尚，后还俗改姓岩。他在特科学校里我负责包教他的语文。小伙子仅十七岁，好学、好问，学什么都十分用心，尤其学单兵技能和战术，真是废寝忘食。我同他除教学外，主要是在足球场上结为下了深厚的友谊。

每天晚饭后，他都来踢足球，有时一个人在练球，开始他都是赤着足蛮干，当然踢不远、踢不到位，而且常常把足趾骨也踢伤，我见他如此踢法，火气大了些，“熊”了他几句，他哭了，我又觉得很内疚，向他道歉，并讲清为什么要穿鞋踢球的道理。

他难过地说：“我家里很穷，从来没穿过鞋子，是到这里后才穿上这么好的胶鞋，我想把鞋省下来带给妈妈穿。”

我听了之后很难过，后悔不该熊他。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妈太苦了，带大五个孩子，四个哥哥都被瞿国南方保大抓走了，生死不明。”他接着说：“我是从瞿国南方逃到北方参加胡伯伯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前年来学习军事，感谢老大哥的帮助，你们待我们亲如兄弟，我永世难忘……”

只见他双手合拢放在胸前，表示衷心地感谢。于是我只给自己留下一双旧胶鞋，其它的几双胶鞋都送给了他，我们的友谊从此更加深厚了。

他临走的那天傍晚，他突然来到球场找我，拉着我的手来到没人的地方，低声对我说：“大哥，我们就要回国去了，不知何时还能见到你。”说着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我也感到酸溜溜的。

我说：“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飞也似地跑回宿舍，将自己那张羊皮毯子和最后一双新胶鞋送给了他，临走时我们紧紧拥抱，难舍难分……谁知他们----我的战友们，当晚真的走了。为了瞿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决然奔赴前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也不知他人在何方？

一九五五年学校领导宣布了给现役军人授予军衔的命令，当我们听到将要实行军衔制的消息时，全校都沸腾了。我也高兴得一夜没睡，我们这些军人也该有个名份了。一九五五年五月，是一个火红的五月：“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月宣布授衔命令。

西南省军区为了把授军衔工作做好、做实，不引起混乱，不引发同志之间互相攻击等思想矛盾，反复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文件精神以及评审的相关政策，后又制定具体的评审细则，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进行反复宣传、讨论、学习，提高官兵对实行军衔制重大意义的认识，教育大家正确对待个人得失，正确接受组织对自己的评定授衔。

在战争年代谁也不会去记教战斗英雄称号，如今要评军衔了，却非常重视。评军衔，既要看学历资历还要看现实表现、工作贡献、立功受奖等情况。每个人的功劳又不好用百分数来衡量打分，这就需要大家讲风格、顾大局、说实话、讲原则，放平心态，接受大家和组织对自己的评价。

通过一年多的宣传、学习、自评、组织评、个人申报、组织审核、公示监督、宣布授衔等环节，终于军队授衔评审工作落下帷幕。按程序，先推荐评定将官，再推荐评定校官、尉官。

军官军衔设立三等十级：大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一九五七年春的一天，第三步兵学校校长徐其孝少将，代表军区首长来学校给尉官授衔。此时特科学校已改番号为“第三步兵预备学校”。

授衔仪式非常隆重，因为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当时被授军衔的是营、连、排干部。我们身穿崭新的军装，脚穿锃亮的皮鞋，头戴威武的大盖儿帽，腰扎皮带，肩扛肩章，抬头挺胸，很是威武。徐将军念完名单后，鞭爆、军乐齐鸣，大家宣誓：“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

会后是摄影、会餐，觥筹交错，一“醉”方休（酒是低浓度，像今天的饮料），晚上放《列宁在一九一八》、《保卫察里津》的电影。会餐前，每人得到一份精美的烫金字请柬，上面注明席号，这张请柬我也保留到今天。

当时我是军大毕业生，根据参加革命的表现，组织评定我的军衔是少尉正排级，行政二十一级，工资七十九元。银白色的肩章，一身新式的斜纹卡基制服，腰带一扎，颇为英俊。

授衔后，还给每人照了一张标准像，存入档案。从此军委放宽了军人结婚条件，我们这些军官可以找对象结婚啦！军队也以薪金制代替了供给制，这标志着我军全面走上正规化、现代化，军队建设步入了与世界军队接轨的新时期。

每天穿一身的制服，也有不习惯的地方。人人全身戎装，肩章、皮带、帽子，一样不少，大家见了面要先向上一级敬标准礼，营房内军官多，时时敬举手礼，见到比自己高一级的女军官，要先向她敬礼，心中有点别扭。

这都是向苏国老大哥学的。有的人就少出办公门、房门，免得一出门就得敬礼，太繁琐了。后来学校规定，在校内可着便装，省去了这些礼节。

自从瞿国军人全部回国后，特科学校就改成“第三步兵预备学校”，直属于军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