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伯真是大王镇延集村人的骄傲。他的妻子刘雨辉是刘集人的骄傲，同样也是延集人的骄傲。

延集村在建设山东省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的时候，延伯真、刘雨辉的生平是这座纪念馆的主要内容。为了搜集他们的事迹，延立福和其他同志在外地奔波了数月。为做到心中有数，延立福还专门画了个路线图，路线图共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有青岛、济南、烟台，第二个阶段是黑龙江省的东宁、北安、哈尔滨、沈阳。

延立福告诉我们：我为什么分出了两个时间段？这两个阶段，一个是延伯真在山东的革命经历，第二个是在东北的革命经历。烟台，其实是他革命生涯的转折点。

2011年酷夏的一天，延立福和延伯真的侄子延东宁来到了沈阳。两位老人都已年逾六十，延东宁是军人出身，身体比延立福要好些；延立福患有心脏病，心脏搭过桥，走不多远，就气喘吁吁。他们出了车站，找了辆出租车，就直奔延伯真的家。

延伯真的小儿子延国宁看到家乡来人，很是高兴，忙着端茶递水。

抗日战争时期，延伯真的大儿子延志宁、二儿子延仲宁，当时才十几岁，可都成了出色的小情报员。后来二人从苏联的大学毕业，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随着部队一直打到了德国的首都柏林。为此兄弟双双获过苏联卫国战争的奖章。中苏关系破裂后，他们家庭的成员几乎都受到牵连。延国宁当年从苏联一所著名大学毕业后，回国从事***研究，因受牵连离开研究部门，到了一所大学任教，退休前是大学教授。

受到牵连的还有延伯真的女婿吕飞前、女儿延希宁。吕飞前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一位进步学生，同无数向往延安的大学生一样，于1948年1月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解放后，他被派往印度加尔各答担任中国总领事馆副领事、领事，后来受到牵连，不得不离开了外交部。

在延集村纪念馆，我们看到了一幅珍贵的照片。画面中，一位高雅、美丽的年轻女性正和周恩来总理热烈地交谈着，她就是延希宁。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率团访问苏联，延希宁是访问团的工作人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总理参加完亚非拉会议途经印度时，接见了总领事吕飞前和他的夫人延希宁。

这张照片就记录了当年的场面。

延立福他们这次不虚此行。

大家一番寒暄后，延立福说明了来意。延国宁哈哈一笑：我爸爸老是说，过去的事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说着，他从一个杂物间拖出了一个皮箱子：里面都是陈年旧物，你们看吧，看中了什么就带走，放在这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用处。

箱子上满是灰尘。延立福用抹布擦了几下，轻轻打开了它。箱子里都是些书籍、资料，因为时间久远，纸张都已泛黄了，也少了韧性，拿到手里脆如薄饼。

令延立福惊奇的是，箱子底层还压着一个类似长锤子的工具。延立福拿起来反复端详：这长锤子精致而灵巧，手柄是不锈钢做的，有八十多公分长。延国宁见延立福有些好奇，笑着拿过锤子，用手拧了几下，锤头就拧了下来，原来里面有螺丝。延立福看看锤头，里面似乎有些机关。延国宁说：这是老爷子当特工时用的特制工具，能防身，还能勾在通讯线路上监听。这手柄里也有机关呢，孩子们以前拿着玩，都弄坏了。

打开了一个箱子，也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特别是那把特制的锤子，给延伯真和刘雨辉的人生打上了神秘的烙印。

延集村有延氏三兄弟，是国民党里一个中将、两个少将，被蒋介石称为“延氏三杰”。可最为延集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延伯真。很多人都认为，延伯真要是没有犟脾气，后来肯定能成为共产党的大官。

延伯真早期是山东省委重要领导成员，那时书记是尹宽。在中**史上，尹宽也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物。他早年曾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是有理想的进步学生，1919年12月25日，尹宽同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等人一道，乘坐“央脱莱蓬”号邮轮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之路。

1922年6月，尹宽参与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因为追随陈独秀反对中共路线，被开除出党。这以后，尹宽多次著述反对共产党，1950年10月6日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65年9月释放后，到桐城县石南公社双墩大队李坂生产队接受再教育。1967年7月11日，走完了他悲情的一生。

据尹宽后来回忆，1925年2月，中央派他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时称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时，曾告诉他，到山东后联系的第一个人是邓恩铭，再就是延伯真。

邓恩铭与中央的通信中，也多次提到过延伯真。其中有封信这样写道：伯真兄除固执点外，其他均好。邓恩铭写这封信的时候，任青岛支部书记，延伯真则是支部宣传委员。

可以看出，当时中央也是很看重延伯真的。

在延伯真的回忆录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1925年至1927年，党调我到济南工作。这时，党在济南是个地方组织，领导全山东的活动，地方书记是尹宽同志，这时王尽美同志已经病逝。我担任组织工作。

延集人说延伯真脾气犟，这在邓恩铭给中央书信中也得到了印证。只是这“犟脾气”，被邓恩铭称作了“固执”。

这很可能是导致他命运轨迹成为抛物线的主因。

他在广饶大王延集村成立了山东省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即便放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几位的。他负气到了烟台后，在烟台又成立了党支部，从而打开了烟台的革命局面。据说，延伯真在大革命时期，直接创建五个党支部。他早期发展的一些党员，在当地也都很快创建了党支部。在延伯真当年曾经活动过的省市中，各地党史资料里都有他的名字及记述。

自从延伯真1927年去了烟台，他的命运就出现了拐点，这也是延伯真一生中的痛。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这要从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吴芳说起。

吴芳是湖南华容人，1899年出生。1921年春天，他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一道离开中国，远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他们出国后没几个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年年底，吴芳和刘少奇加入共产党。四年后的1925年春天，吴芳回到了祖国。1926年9月，中央派他到山东省担任省委书记。1930年9月，他被敌人枪杀。

延伯真比吴芳大两岁。据说，他有些看不惯吴芳的做派。由于吴芳在苏联生活过几年，生活上可能比较挑剔，穿戴上也比较讲究，平日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更令延伯真不能容忍的是，吴芳竟经常组织一些同志打麻将。

而吴芳，可能也看不上延伯真的脾气秉性，觉得他没见过大世面。

这样，两人之间就有了芥蒂。

后来，延伯真曾谈起过这段往事：

我因为好久没有党的信和北伐军的消息，感到许多问题没有办法，有请求办法的必要，便去济南找到地方书记吴芳，这才知道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我把自己的工作报告了一遍，他也没有具体办法。我提出，要到汉口去看看情形，他也未坚决表示可否，但是把地址告诉了我。我就这样糊糊涂涂地往武汉去了。

我在汉口找到邓恩铭，他也是山东地委负责人之一。那时党还和唐生智、汪精卫等合作，在武汉我才知道，党在领导路线问题上有斗争。我参加了几次会议，也得不到什么要领。不久，唐、汪也叛变了，我又返回济南。

回到济南，才知道发生了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在我去汉口期间，吴芳召集了一个会议，给了我个留党察看的处分，理由是我犯了自由行动的错误。当时我对这个处分不服，同吴芳争执起来。我的理由是，我去汉口，虽未经过组织上的正式批准，但吴芳告诉了我地点，等于是默认许可，他应负些责任。同时，开会讨论这些问题，又未让我参加、申辩，所以我不接受这种处分。最后吴芳问我究竟接受不接受，我说，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之下，我暂时接受；但我同时提出要求，请吴芳重新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吴芳当时答应了，以后却又借故拖延不实行。他把我调到淄川煤矿工作，不允许回到旧地方去。

在淄川，领导工作的是刘俊才同志（即刘子久同志）。我希望他转告吴芳，重新开会讨论我的问题，但始终也没有答复。这让我变得很不安心。我等得不耐烦，又到济南去见吴芳，但吴芳不见我。最后我给吴芳留下了一封信，口气也很强硬：“假设你对我的问题再不设法处理，我就退党”。这大概让他们以为我要叛变了吧！在这种情况下，我怕误会越闹越深，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就决意离开济南。但我对革命工作决不死心。我知道山东几个大城市都有了组织，只剩下烟台还没有，就决心到烟台去把组织搞起来，做出个样儿给他们瞧。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我就这样与党组织失掉关系二十年。回头想想，这都是自己英雄主义和少年负气造成的。

1927年初秋，正当延伯真心情郁闷的时候，他一直钟情的女性也陷入了苦闷之中。她就是延伯真的同乡——刘集村的刘雨辉。这个曾经把《共产党宣言》带回乡村，并使它在农民中得到传播的女共产党员，被济南女子职业学校开除了。

一天，刘雨辉刚走进办公室，就被校长杨光香叫去了。在校长室，杨校长递给刘雨辉一张纸，她展开一看，是辞退信。

刘雨辉当时就怔住了，白皙的脸上满是疑惑：校长，我一直都循规蹈矩，为什么要辞退我？

杨校长面无表情地说：我不能容忍一个共产党员留在我们的女子职业学校里，否则会给全校师生带来灾难。你尽快离开这里吧，我会给你保密的。

刘雨辉明白了。她知道，此时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

刘雨辉给杨校长鞠了个躬，转身快步走出了校长室。

在秋叶飘零的季节，走投无路的刘雨辉回到了家乡。走在满是落叶的乡间小路上，刘雨辉怅然若失。秋风吹乱了她齐耳的短发，也吹起了她心头的万般愁绪。

若干年后，刘雨辉经常向女儿说起自己当时的心情。她说：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泪水也流个不停。家乡越来越近了，可脚步也越来越沉重。

刘梅春听说女儿被学校开除，立刻就跳着脚叫了起来：这个家算是让你毁了！你是共产党，你两个弟弟也是共产党，我们家一窝子共产党……今天你被开除，明天会有更大的祸害等着我们刘家。想我刘家祖辈都是安分守己，可到了我这里，竟出了你们这些不肖之子！就是你当初带回本什么《共产党宣言》，把我们家搞乱了，把刘集村搞乱了！从今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女儿，你也没有这个家！

刘梅春说完，放声大哭。

刘雨辉的母亲刚要劝说，就被刘梅春堵了回去。

刘考文和刘奎文纷纷指责父亲。刘梅春暴跳如雷：好，好！你们大了，都不听老子的话了……我刘家算是走到头了！

父亲一番绝情的话，让刘雨辉泪如雨下。她哭着说：不用你赶我，我明天就走！

这一夜，刘雨辉辗转难眠。在这个虫声唧唧的秋夜，刘雨辉做出了决定：嫁给延伯真。

想起延伯真看向自己的炽热眼神，刘雨辉冰冷的心里升起了一丝温暖。

第二天早晨，刘雨辉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母亲，刘母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孩子，你这是毁自己呀！延家那么穷，又拖着两个小孩，你去了就当后妈，这不是眼睁睁地往火坑里跳吗！

刘雨辉平静地摇了摇头：可我已经决定了。

刘母知道女儿的性格，也知道女儿眼下的处境，她长叹一声说：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你也不小了，成了老闺女就嫁不出去了。但这事千万别和你爸说，他这炮仗脾气，一点就着。

生活往往具有戏剧性。过去，很多同志曾经给刘雨辉和延伯真牵线搭桥，可她远远地躲开了；可当人生出现变故的时候，生活又陡然把她推到了另一面。

刘雨辉晚年跟子女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禁不住笑。她说：最初我是不看好你们爸爸的，后来学校把我开除了，反倒成就了我们的姻缘。

延伯真的记录也证明了刘雨辉的这一说法：

刘雨辉入党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组织一些活动，有些同志给我们撮合，起初刘雨辉不允，后来济南女子职业学校的校长杨光香查出刘雨辉是共产党，立即把她辞掉了。她没了职业，父亲又是一个极顽固的乡村知识分子，家中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刘雨辉就决定离家出走。在这种情况下，她和我结了婚。

那天早上，刘雨辉和母亲说完那番话后，就提了些点心来到延集村延伯真家。家中突然来了个洋气的城里女人，延父有些慌乱，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刘雨辉倒是落落大方，说自己是刘集的，名叫刘雨辉。延父一听就笑了：知道了，知道了，伯真多次跟我说起过你。

刘雨辉也不知延伯真跟他父亲说过些什么，双颊一下飞上了两朵红云。两人相对无言地尴尬了一会儿，刘雨辉竟噗嗤笑了：眼前这个老人，很快就是自己的公公了。

延伯真的弟弟和两个儿子也在旁边，好奇而局促地看着眼前的漂亮女人。

刘雨辉问清延伯真的住址，就启程去了济南。

刘雨辉在黄昏时分站在延伯真门前的时候，延伯真又惊又喜，心中的阴霾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他急忙把刘雨辉让进房间。刘雨辉微笑着说：我都找了你半个多月了……说着，眼里泛出了泪花。

刘雨辉说完了自己的遭遇，两人一时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刘雨辉低声说：我们就……生活在一起吧，不知你有什么意见？

延伯真兴奋得一下子抓住刘雨辉的手：真的？我……我同意！

两人相视一眼，紧紧拥抱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延伯真突然想到了什么，说：你先等着，我出去一下。

不长时间，延伯真带着很多吃的东西回来了，还有一瓶酒。让刘雨辉高兴的是，延伯真还特地买了两根红蜡烛。

这一夜，应该算是延伯真和刘雨辉的新婚之夜。

如延伯真所述，他给吴芳挥笔匆匆写就辞别信后，就于1927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启程去了烟台。

延伯真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在被秋雨淋湿了的街道上，心里五味杂陈。但性格使然，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

延伯真知道，自己在烟台举目无亲，又囊中空空，肯定寸步难行，就连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以解决。所以，他先求到了乡党邓天一的门下。邓天一很看重延伯真，见他来求，就很痛快地提笔给烟台牌照局的局长写了一封推荐信。凭着这封信，延伯真成了牌照局的一名调查员。

在烟台落脚之后，延伯真就开始着手建立党组织。在延伯真到烟台之前，其实已经有几个从外地来此落脚的共产党员，也有了党小组，代表性的人物是徐约之。这以后，延伯真又发展了两名党员。不久，他与徐约之等人一道，成立了烟台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徐约之任支部书记。

延伯真还专门把烟台成立党支部的事，以书信的形式，向省委做了汇报。

延伯真性格中确实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但从他的整个革命历程来看，他身上更多的是对革命的执着和热情。

当年在青岛乃至烟台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延伯真经常看到，有大批大批的难民为了讨生活，不惜背井离乡，骨肉分离，踏上了漫长的闯关东之路。每每这时候，他的脑海里就闪出了这样的念头：到东北去，把他们都组织起来多好！

延伯真后来回忆说：我在青岛和烟台的时候，常见到许多难民源源不断地往东北去，就产生了一种幻想——假设我到东北去，找到这些难民，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何种有为的事。想到这些，我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这种动机支配下，我马上设法去东北。烟台中学有个教员叫盛美东，他说东北有他许多亲友，我俩决定在大连会合。我先到大连，在中华客栈住了二十多天，路费花光，挨了几天饿。盛美东到大连后，借上路费，我们就一块到了哈尔滨。

其间的艰难，远非他回忆中这样轻描淡写。

1927年的延伯真，已到而立之年，他的长子十二岁，幼子仅八岁，弟弟十三岁，而父亲已经五十九岁。延伯真在外奔波多年，延父带着三个孩子，真是含辛茹苦，其艰难不言而喻。

在延伯真去烟台的时候，刘雨辉到了延集。这一次，她是作为延家媳妇出现的。几天后，刘雨辉带着延伯真的幼子延仲宁去了青岛——朋友给她找了一份在青岛毕家村当教员的工作。

1928年春节过后，延伯真回到延集村。

跟父亲拉了一会儿家常，延伯真就把自己要去东北的打算说了。延父张着嘴看着儿子，一时竟没能说出话来。过了很久，老人才道：我已经是黄土埋半截的人了……可你得为这几个孩子想一想呀！那东北老远老远的，你拍拍屁股走了，将来我两眼一闭，这几个孩子，光你媳妇一个人能顾得过来？

延父说完这话，蹲在地上抹开了眼泪。

延伯真无言以对。兵荒马乱之年，他觉得说什么都无法安慰年迈的父亲。

沉默了一会儿，延伯真说：我在东北有了落脚点后，就让雨辉和仲宁先到东北去。其他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1928年3月，延伯真还是决定启程。他刚出家门，老父亲就把他叫住了。老人走上前，向延伯真衣袋里塞了件东西，扭过头去挥挥手，示意儿子走。

延伯真伸手从口袋里摸出来，低头打开一看，见是几块银元，就急忙对父亲说：我用不着，留给家里用吧。

延父还是扭着头，嘴里说道：穷家富路啊，那么远的路程，你用得着。

延父说完再挥挥手，低声说：天不早了，你……走吧。

说完，他转过身蹒跚着走了。

泪水一下子盈满了延伯真的眼眶。

延伯真看着父亲走远的背影，突然想到，几年前自己也是这样离开延集，离开亲人的，只是这一次要远行了。

延伯真走出村口，不禁又回过头，忽然看到父亲的身影在小巷口闪了一下，又消失了。知道是父亲在偷偷地送别，他心中不禁百感交集。

1931年夏天，苏联远东情报局情报员韩心平，把延伯真介绍给了远东情报局。那时，延伯真的公开身份是东宁县某小学的教员。东宁县东与前苏联接壤，不远就是中苏界河，延伯真家就在界河附近。延伯真每次到苏联去，为了躲避敌人的盘查，都要绕很远的路。

延伯真与远东情报局接上头之后，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在东宁县成立情报站。

从1931年到1946年，这十五年间，延伯真和妻子刘雨辉以及儿子，都在秘密为远东情报局工作，给远东情报局搜集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延伯真和刘雨辉这段历史鲜为人知，因为他们和党组织已经失去联系多年。这段经历，延伯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只是一笔带过。后来，随着远东情报局的部分档案解密，人们才了解到延伯真和刘雨辉的非凡历程。

延伯真有着超常的记忆力，刘雨辉则细心周密，夫妻二人配合默契。延伯真平日里非常忙，有的情报由他写出粗稿后，刘雨辉再抄写誉清；或延伯真口述，刘雨辉执笔记录。

为确保万无一失，刘雨辉把情报缝在延伯真或延仲宁的衣服里。刘雨辉后来回忆：情报缝在棉衣、棉裤里比较容易，夏天就比较麻烦，因为衣服都很薄，我就缝到他们的裤袋和鞋子里。

延伯真的二儿子当时年仅十三，递送情报的任务大都落在他肩上。一路上，他不仅要应付日伪军各种盘查，还要穿越高过头顶的杂草地。茫茫荒野，常有野兽出没。有一次，延仲宁被一匹狼拦住了去路。那狼高大威猛，面对手持木棍的延仲宁，竟没有一丝怯意。双方对峙了不久，这匹饿狼就扑了过来，延仲宁手中的棍子还没举起来，就被它扑倒在地上。他只觉得胸口一阵疼痛，很快就晕了过去。幸亏有个猎人经过，把他从狼口里救了下来。

1934年秋天，延仲宁到苏联学习去了，一个叫贺伯珍的人接替了他的工作。贺伯珍是山东牟平人，也是一位情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