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称帝之前，北洋内部就已经有了种种派系争斗，其中之一是粤系与皖系之争。

所谓的粤系，是梁士诒系，又称交通系。所谓的皖系，便是杨士琦系。

梁士诒（1869年—1933年），字翼夫，号燕孙，广东广州府三水县人，出生于今佛山市三水白坭镇岗头村。民国初期著名的经济家、银行家、政治家。

梁士诒早年与其父梁知鉴同在三水、广州、香.港读书，后又与梁启超同于佛山书院游学。

光绪二十年（1894年），考取进士，历任清邮传部大臣、国务大臣、铁路总局局长，为中国早期的铁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一九一一年，协助袁世凯胁迫清皇室退位。

民国初期历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务，并以交通系首领、全国铁路协会会长身份，全力支持孙中山的全国铁路建设计划。

梁士诒有“活财神”、“二总统”之称。一九一六年，他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大脑”、“王座背后的权臣”，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一九一八年六月六日，梁士诒创办北京证券交易所，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

一九三二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梁士诒以私人名义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请其联合各国，制止日本暴行。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日，到上海与段祺瑞共商抗日大计，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病逝。

梁士诒在民国元、二、三年间，在袁世凯之下，确实在是一个实权人物，相当于是“幕后总.理”。作为总统府秘书长，是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承上启下，呼风唤雨而不可一世。

加之他又有实际的财政大权，曾经让财政专家的熊希龄总.理难堪，使杨度和杨士琦的交通总长先后流产。

因此，当时的北京官场，如果走不通梁士诒的路，做官是很难有大的前程。

但是，所谓树大招风。梁士诒的势力是很大，但招来的反对的势力也不能小视。当时的北京官场上几乎尽人皆知，梁和两杨势不两立；两杨既是杨度和杨士琦。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清同治元年 (1862年)生于淮安府山阳县，杨士骧之弟。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报捐道员。十一年，捐指直隶试用，其后十余年一直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

光绪二十五年，杨为两广总督李鸿章重用，与兄杨士骧同赴广州效命。李鸿章重回北洋大臣之位，杨氏二兄弟同回北京。此间，与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过往甚多。

翌年，曾致书袁世凯主张镇压义和团运动，并担任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中的联络员。

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死后，杨转而投靠袁世凯，任洋务总文案献，成为袁“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马前卒，持续十数年受宠不衰，被袁视为心腹，且素称“智囊”。

据说当约法会议成立时，袁世凯本来是打算把议长一席给梁士诒。

杨度却在一旁淡淡地说了一句：“燕孙是国民党首领，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

袁马上脸色沉重地说： “他不合做这事。”

杨度这一支暗箭恰巧报了熊希龄组阁时，杨拟任交通总长，被粱冷冷地向袁说“皙子对交通外行”，便把交通总长的帽子打落了的旧怨。

民国三年初，总统府中粤、皖两系明争暗斗甚为激烈，三月间杨士琦曾公开发表谈话如下：

“别人骂我黄老主义，我实在无所谓。这和前清时有人骂我是袁党一样。那时，项城已下野，文敬（指其兄杨士襄）正任北洋大臣，所以我不能马上走。张文襄竟说： ‘两柱虽移植其一，中间则仍留一线。’两柱指项城和庆邸（奕劻），我是传达消息的一线。

“武昌起义后，派我当议和代表，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所以我辞职不干。过去两年间，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实行黄老主义的时期。

“项城再三电召，我为着老朋友的关系，既来则安，对于做官不做官的问题，更无所谓，既无做官的必要，亦无不做官的必要。前次梁秘书长发誓不做部长，我才答应担任交通总长。别人骂我是皖派领袖，我就是皖派领袖好了。”

梁士诒以交通为基础，而实际上则掌握财政大权。当时北京**虽有财政总长，可是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这个财政会议由袁世凯为召集人，而粱则为实际主持人。

熊希龄内阁垮台后，财政权更集中到总统府了，甚至连收支一切多由总统批定。

有一天，袁世凯对梁士诒说“财政窘迫若此，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

梁答：“请总统吩咐，要多少才够？”

袁说：“每月总须有四五十万才够。”

梁答： “那么就是五十万好了。”

从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时如数缴出。

两杨反梁的得意之举是迎合袁的心理，捧徐世昌出来做国务卿。因为这样一来，则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便完全落空，这是打击梁士诒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着绝妙好棋！

高处不胜寒，梁士诒虽然权重，可是处境也很危险，这可于一段剪报和梁的父亲一封家书中看出。

这份剪报是**《字林西报》的一篇专稿，描写梁的权力，全文如下：

“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是为袁总统，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极圆滑，不喜大言高论，但求着着踏实，步步为营，以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成，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

“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为其后路粮台。彼又得最好接济之交通部，富源无穷。周学熙去后，彼已运其妙腕，至于财政部，近且大见成功。且更进而着眼于全国实业。

“现在实业开放政策实倡始于梁士诒。熊希龄等不过随声附和，而收其功者仍为梁士诒。故吾人论中国财政上之实权，除梁士诒外，殆寻不出第二人焉。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据有最高之信用，近来各种借款，虽名义上为某某签押，而内幕皆有梁士诒其人在；且往往他人磋商不成，而梁士诒一经手即完全成功。

“盖梁士诒今日，其本身已具有能代表袁大总统之资格，而对外又能迎合实业投资之趋势，故任其所往，无不如意，在中国政界，或有议梁士诒事权过重，甚或有谓袁总统大权旁落者；语虽不无近似，然曾不思中国财政上若无梁士诒其人，不但行政方面不得支撑，恐袁总统赫赫一世之兵威，亦未免小被其影响。外人之信用梁士诒者，此亦为一最大原因。

“总之今日世界各国政治上之势力，财权几占全部，兵力不过其残影，此论若无谬论，则中国继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财权，即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此梁士诒所以为中国政治上最有望之材也。”

梁士诒的父亲梁保三为了这则特稿，给儿子一封信：

“顷阅《字林西报》论一则，似极颂扬，而实为世忌。在豁达大度之主或不猜疑，在深谋远虑之人，不无动念，况有企望齐肩，攀龙附凤，希望后任，种种人物，皆怀忌心。

“昔曹孟德之于杨修，以其才名过己而害之，可惧也。是则日报，虑有人蓄意为之者，必由京而沪，由沪而港，**必有所闻。故凡事宜退一步以留己之余地。

“前人有功高而震主，功成而身退，匪惟远嫌，亦保身之义也。报内一则曰或有事权过重，一则曰或谓大权旁落。此皆煽动之言，足以惑阅报者之听闻也。”

梁老先生并非过虑，实为事实。当袁世凯对南方用兵时，各省军政长官及师旅长入京谒袁后，一定专程谒梁。

有一天袁对梁说：“你的地位，将来更重要，现在入觐的师旅长，不可轻予颜色。”

当《约法》正在交议时，袁对梁表示欲扩张总统府以罗致人才。梁却主张暂勿变更内阁制，倘欲扩充府制，不如将府秘书厅扩大，以容纳人才。

袁欲改总.理为国务卿，梁竭力反对，袁目不转瞬瞪视梁，梁这时才警觉到自己为袁所疑忌了。

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梁士诒的政敌杨士琦得势，梁乃离开了总统府，声势自然是减低了不少。

民国四年六月间，又发生了交通大参案，对梁更是严重打击。

这个交通大参案，是当年袁政.府一件耸人听闻的政治案件，参案是自津浦铁路开始的。由前任津浦路北段总办、现任肃政史孟玉双和津浦路总稽核金恭寿定参案草稿，由肃政史王瑚、蔡宝善至津浦路密查，列出十大罪状，由都肃政史领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