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留学期间，曾自诩为“世界公民”。他在谈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时，征引过一位诗人的话：“彼爱其祖国最挚者，真乃世界公民也”。

胡适这一思想的形成，与他积极参与世界学生会的活动不无关系。

胡适曾经是世界学生会的康乃尔分会主.席。“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是他们的会训。表述这句话的葛得洪•斯密斯是康大名教授之一，教历史，英国籍。此人对康大一往情深，曾捐大笔款额为康大文学院建造大楼，那是康大校园内建筑群的中心，它被命名为葛得洪•斯密斯大楼。

胡适说你：“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

19世纪40年代，美国和墨西哥就领土问题发生过一场战争。美国其时自然带有扩张主义的冲动。事实上这场战争使美国版图大为扩大，成为一个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国家。几十年过后，美墨边境依然时有冲突。胡适留学期间，就有碰到。

1914年，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爆发七个月的战争。其时美国为强权，墨西哥为弱国。

这时康大所在小城的伊萨卡杂志（Ithaca）有一篇社论：“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大意为：美国即使欺压弱小的墨西哥，占夺其土地，不管自己国家行为的是非，它总是自己的国家，只要我是美国人，就要支持。这是一种明显的”国家主义“言论。

据胡适1914年日记：“自美墨交衅以来，本城之Ithaca journal（《伊萨卡杂志》）揭一名言：‘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意言但论国界，不论是非。”就美墨冲突而言，美方在道义上难免有亏。因此，当地日报便有了如上的言论，却也反映了不少美国人的意思：自己的国家，不论是非，终究是自己的国家。这是为国家开脱的言论，。一切都应向着自己的国家。胡适称之为：但论国界，不论是非（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

该报言论既出，便引发了争议。这时候胡适正担任着康奈尔大学的“世界学生会”会长。来自各国的同学热议这个问题，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莫衷一是。其中一位美国学生就认为：“不问该国行为之是非，总以其国家利益为立场。”身为会长的胡适很有感触，写了一篇稿子，投给报纸。报纸题名为“胡适的意见”登了出来。

胡适的意见是，国民在国家正义问题上不能搞双重标准。假如国家违宪向我征税，或者非法将我的财产充公，抑或未经审讯即将我投入监狱，“吾势必力争，不管其是否以‘吾国’法律之名义行事。……然而涉及国际间事，吾即放弃那个对错和正义与否之标准，且颇自得地宣称‘是耶，非耶，终吾国耳’。以此观之，余以为吾人奉行道德的双重标准，其一用之于国人，另一用之于他国，或‘化外之民’，余此说不亦对乎？余以为吾人不管国内国外只应奉行一个是非标准，否则无法争论此事。”

胡适的意见很明确。国家关系间，自己的国家错了，照样批评。这就是世界公民的情怀。

今天国人中常有批评美国“双重标准”者，岂不知，早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胡适就揭橥了这个问题，也使用了这个词汇，那时他还是个学生。作为学生的胡适，他对自己率先提出的这个词也很自得。

次年他赴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出席世界学生总会，会上，一位著名演说家的讲演颇唤起他的共鸣。这位“时彦”讲演的是“论全球政治”，其中也谈到“双重标准”的问题。

胡适在日记中惺惺相惜：这位博士声称“今世国际交涉之无道德，以为对内对外乃有两种道德，两种标准。其所用名词‘双料的标准’（Double Standard），与余前所用恰同。余前用此名词以为独出心裁，不知他人亦有用之者，几欲自夸‘智者所见略同’矣”。

但两个月过后，他的想法似乎有所改变。那是作了一次题为“大同”的演说后，他再次征引了那句话“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认为那种“但论国界，不辨是非”是“狭义爱国心之代表”。

演说后，有两位听众对胡适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一位夫人认为：这句话（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的真实意思不是“吾国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为是”，而是“无论吾国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耳”。这位夫人的解读不可谓无道理，也能理解她对自己国家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不顾国之是非，而仅仅就因为它是“My country”，也只能说，这是旧农业文明时代的情感了。

几天后胡适又遇见了Smpson教授，又聊到了这个问题。这位教授说：“此言可左右其义，不易折衷，然其本意谓‘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他耐心地给胡适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兄弟一道出行，弟弟因为醉酒而有辱于路人，对方如果拔剑而起，那么，做哥哥的是保卫喝醉的弟弟呢，还是置之不顾呢，抑或帮助受辱者？这个教授其实也是在表达他对“My country”的理解，他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

但，无论这个并不伦类的例子，还是他的结论，都难让人苟同。兄弟是血缘，而个人与国家并无这种关系，这个比喻是跛脚的。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出生地并非就是父母之邦，即以美国而论，任何人如果在美国出生，就可以是美国人，而他的父母却可能不是。同样，一对美国夫妇也可以收养一个他国儿童，只要儿童的父母或国家同意。因此，把“My country”视为“父母之邦”，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状况。

何况，即使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古老的《诗经》还有“适彼乐土，誓将去汝”的意识。更何况，依这两位北美人士的说法，又何以解释他们的先辈冒着生命危险离开本邦而来北美？这分明是“誓将去汝”的跨国现代版，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用脚投票”。它的精神内涵应当这样表述：“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

可是，胡适似乎被侃晕了，听了这位先生和女士的话，联想到自己对故国的情愫，便在7月26日的日记中做了自我检讨：“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狭义而没其广义。幸师友匡正之耳。”

好在胡适写完这篇“师友匡正”的日记后，仍然思考这个问题。同一天他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吾亦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者，则是另一问题。”

在此，胡适再一次匡正了自己。“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矣；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矣。”

这是胡适经过一个大转折后，自我更新，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对自己国家的有一说一，包括批评，是爱国的表现，也是世界公民的表现。这正是开头那句诗的表白：“彼爱其祖国最挚者，真乃世界公民也。”

留学时的胡适是一个超越国家主义的世界主义者。在其后的日记中，他用英文抄录了一些大同主义的先哲格言。比如“当有人问及他是何国之人时，第欧根尼回答道‘我是世界之公民’”、“苏格拉底说他既不是一个雅典人也不是一个希腊人，只不过是一个世界公民”，等等。胡适亦以此自许，但并不妨碍他同时也是爱国的。当然，他的爱国同那些不问是非的“血缘爱国”不同，更多是超越其上的“道义爱国”。

毫无疑问，如果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在各国人民的交往中，如果不问是非，只问是何国。自己国家错的也是对的，别的国家对的也是错的，国与国和各国人民的交往还能存在吗

20世纪末，世界经济呈现出全球化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受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为桥梁与纽带，在政治、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联系得到加强，进而使世界各国成为一个互相依存的整体。进入21世纪，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今世界，业己是一个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它被众多学者们描述为“全球公民社会”、“世界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体”、“地球村”、“世界共和国”等等。

全球化对所有国家及其国民都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不论是哪个民族或哪个国家的哪个人，都将从一国的“国民”或“公民”变成全球的“村民”或世界的“公民”。全球化造就了“世界公民”的角色需求。“世界公民”要求一国的公民要具有面向世界的观念和相应的能力，不仅要履行作为世界一员的义务，还要在国家和全球的双重范畴下寻求和维护自己的权利。

世界公民乃是人类一种古老的情怀。正如人既有爱国之情，亦有兼爱之心，哪怕它们有时是矛盾的。

胡适的故事对今天仍有启示。爱国之心并不妨碍世界公民的是非之辨。国家犯错，列国都有。国家运作假如和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这样的冲突当今世界比比皆是，又假如冲突的责任是在自己，公民为什么不可以批评？超越国家民族利益，转而从兼爱之心亦即从世界公民的角度，分清是非，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普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