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中、美、英、苏四大国在华盛顿郊区乔治城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为发起建立联合国做准备工作。

1945年2月，雅尔塔苏、美、英首脑会议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由美、英、苏、中四发起国，于3月5日向已加入《联合国家宣言》的反法西斯国家，发出了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

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包括顾问共11名，其中有中共的董必武，胡适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是：宋子文(团长)、顾维钧(副团长)、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顾问施肇基。

4月25日，胡适出席在旧金山开幕的创建联合国的会议。会议开了整整两个月，于6月25日在旧金山歌剧院召开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天又在退伍军人纪念堂会议厅举行了签字仪式。胡适因为不同意《宪章》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的规定，而没有在《宪章》上签字。

1945年8月30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告胡适，拟请他出席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即后来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9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在胡适回国前由傅斯年暂时代理。9月13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希望他“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10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颁给胡适胜利勋章一枚。

胡适在美期间也一直牵挂着北大。1944年6月21日，胡适曾给杨联陞去信，希望他拿到博士学位后能去北大教书。1945年9月26日，胡适又给邓嗣禹写信，希望他到北大教历史。胡适还约请钱学森到北大创办工学院，后因钱学森一时无法脱身而作罢。

此外，胡适还帮助在英国治疗眼疾的陈寅恪，请哥伦比亚眼科研究所的专家会诊陈寅恪的诊断书。

当知道已经无法医治时，胡适感到非常遗憾和悲伤，他在日记中说：“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胡适还托人给陈寅恪带去1000美元汇票。

1945年11月1日至16日，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在伦敦出席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共五人，其他四人是赵元任、罗家伦、程天放、李书华。胡适参与制定了该组织的宪章。会议期间，他曾提议于1949年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周年。在此期间，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46年4月，胡适开始收拾书籍、手稿和行李，做归国的准备。5月2日，胡适突然心脏病复发，幸好不甚严重，但归期不得不稍作推迟。

6月5日，胡适乘船离开纽约，结束八年零八个月的在美生活，开始归国旅程。

7月4日船到吴淞口外，“海上晚霞奇艳，为生平所少见”，胡适感慨：“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

7月5日晚，胡适到达上海，其子胡祖望等人来接。23时，胡适终于见到分别九年的妻子江冬秀。

他在南京、上海逗留20余日，会见了许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沪两地住所都积有两寸厚的名片。

7月29日晨七时三十分，胡适由上海乘机飞往北平。当天下午一时左右，胡适携其长子胡祖望飞抵北平。

当天的《胡适日记》中写道：“来机场欢迎者众多，李德邻主任、萧一山、吴铸人、成之弟，北大同人有毅生、孟真、锡予、召亭、华炽、素莹诸君。”他为之感叹道：“九年前今晨，二十九军退出北平。九年前昨日，我从庐山飞到南京，次早始知平津皆失陷了。”

此刻，九年海外公务生涯暂歇，重新回归国内文教事业之中的胡适，感慨万千。

无论是作为身兼著名学者与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还是作为将就任北大校长的胡适，都注定要成为1946年北平文教界的焦点人物。

从他走下飞机，踏上北平地面的那一刻开始，各种新闻报道就接踵而至。

下午五点钟，胡适在东昌胡同一号中央研究院，接见记者。

此时，他已经换上了一件蓝灰色的长衫，轻轻地摇着折扇，完全恢复了九年前的恬静姿态。

他首先向记者们说起这几年来的经过：“二十六年‘七七’后一日，我乘车到牯岭去开会。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沦陷了。九月二十八日，我由香港飞往美国……”他首先追述起九年前的行程。

“离开祖国九年，今日回到北平。虽然文物如故，一切没有重大损失。但是，也不免感慨万分。”

“此次主持北大，是去年九月三日发表，并且决定由傅斯年先生代理。十个月以来，接收复校，办理学生教职员从西南北上，以及解决教授生活等问题，都是傅先生办理的。返国以后，曾和傅先生见面两次，但并未详谈。所以关于北大的情形，不大清楚。以后，还希望傅先生帮助，使我明了。

“这次来平，见到了多年老友，兴奋得很。但是，老友钱玄同、马裕藻、孟森诸位，都已作古，实在不胜叹惋……”

胡适说着，为这些老友，轻轻地摇了摇头，话风又转到北大上去：

“北大今后的作风，仍要本着蔡元培先生的‘容忍’两字去做。我一向主张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发表言论自由。并且对反对方面，见解不同的意见，竭力容忍，予他人以自由。譬如：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仍然协助各种宗教信仰者。”

谈到李公朴、闻一多的事件，他说：“对李公朴不太熟识。但是，闻一多对新诗上的成就，和旧文学的造诣很深。无论如何，总是文学界的损失。”

对于目前政局，他拒绝表示意见。他说：“究竟三方会谈的是些什么，我都不清楚，也许傅先生比较详细一些……”胡适说着，指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傅斯年。傅斯年赶忙摇头说：“我和胡先生一样不清楚！”

胡适又补充说：“返国后二十几天里所见到的中国，确已较前进步很多了。比如共.党报纸，在京沪可以随便买到。共产党在去年联合国大会中，曾有代表出席。以及在南京时，王世杰、朱家骅请吃饭，都曾邀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等出席。这些，都是目前新作风的开端。”

另外，胡适又说：“因为返国不到二十天，在北平不到十几个钟头。对于国内详情，一切隔膜，所以很想找一份九年来的报纸，从头到尾，阅读一次。”

谈到周作人（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胡适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现在我们依然是老朋友。不过，我对于这事，个人不便发表任何谈话。因为在欧美，一个案件，正在进行审讯的时期，任何人不便以私人意见影响到法庭的审理。……不过，周先生从前曾向我写信表示，并且曾自己向外发表：他在北平走不开。但将来绝不会对不起大家。……究竟，这是一件伤心的事。”胡适表情上，显然露出惋惜的意思。

这时，有人提出二十年来的女子教育问题，还有人问胡适，美国是不是有很多女记者？

胡适表示：“这问题太大了。”

傅斯年在一旁，指了记者彭子冈女士说：“这不是足以表现女子教育的进展吗？中国女子，不是已经站在新闻线上么？”胡适补充说：“美国的女记者，是比较多一点。不过，还是男记者更多。”

关于新文学问题，他说：“目前已稍觉满意。不过还有两个障碍。第一，是各政府机关往来的文书，以及法律条文，依然是古文词句，其次，是报纸上的新闻，十分之六七，仍然利用文言。但是这一点，现在已然有了相当进步。”胡先生特别引证：最近，上海大公报上星期论文，“在那篇论文里，居然发现了起码四五十句是白话文。这是我胡适之返国以后，认为第一件满意的事。”

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和印象，胡适认为廿年来，无大变化。他说：“美国仍然采取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主义。总之是希望中国强大。所以，美国为了中国的问题，不惜以马歇尔这样头等人物，来进行调处。”

“胡先生准备作公开演讲吗？”有人这样问。

胡适说：“因为我在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间，曾患严重的心脏病。所以医生嘱咐，不宜作长时间的演讲。尤其是在扩音等设备不健全的原则下，更是不便。”说着，他又谈起十八年十一月，在北平协和礼堂，以及后来在上海青年会的两次公开演讲，因为听众拥挤，而出的乱子。所以，结果还是“不讲为妙”。

记者的问题太多了，胡适有些难于应付。连说：“傅先生是我的保护人。”

傅斯年正打算设法解围，记者群中又发出声浪说：“不希望傅先生帮腔。”于是胡适很谦逊地说：“为了我，耽误你们很多的时间。其实，我在这几年内，打算长期留在北平，我们谈的机会很多。还是留下许多问题，慢慢的谈吧。尤其，现在有好些问题，我只好交白卷。”

终于还是“保护人” 傅斯年到后面搬来了胡适的儿子“祖望”，才解了记者之围。这时，还有不少人，围了胡先生请他题字。胡先生笑着向青年的记者说：“只写个名字吧。你们成了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