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昀（1900年9月29日-1985年8月26日），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人，中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1949年到台，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员兼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等职。

张其昀在台湾担任“教育部长”期间，促成多所大学的复校和新学校的建立，开创博士学位教育，著力中小学基础义务教育，基本奠定了台湾的教育格局。

作为学者，张其昀还是有真才实学的。是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鼻祖。国际权威的《科学》杂志对他在自然地理学上的成就也有好评。在方志学方面，其主编的《遵义新志》，在地方志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开创了中国人进行土地利用调查研究的先河。他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家战略学（方略学）的学者。

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彻底垮台，国民党何去何从让蒋介石彻夜不眠。直到有一天，张其昀向他说了一句话：“上上良策是退守台湾！”蒋介石心头一震，马上请他进密室详谈。张其昀认为：以长江天险分割天下，不过是国民党一厢情愿的主张，势如破竹的共产党绝不会同意。退守西南、海南也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唯有台湾才可成为国民党最后的庇护之所。

1955年7月27日，时任《自由中国》编辑的雷震给胡适信中说了一件小事：当时蒋经国大公子蒋孝文高中毕业分数为161分，而当时高中毕业奖学金标准是210分，蒋公子显然是不及格的。但是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张其昀却希望通过。此事在教育部讨论许久，有人说总统孙子要出国，办法甚多，不必走考试这一条路。考试不能玩假的。但是张其昀在7月9日下午5点多，还是将蒋孝文的名字列在考取名单之内。

身为教育部长的张其昀利用违规的奖学金讨好蒋经国，若担任中研院院长也势必会讨好逢迎蒋氏父子。而此时已经暗中拉票争取中研院院长的张其昀已经拉拢了梅贻琦等一派重要知识分子，胡适对张其昀的拉票不以为然，但是对于张其昀身为教育部长居然违规考试制度却耿耿于怀。

1957年12月15日，胡适在给老友赵元任的信中披露了他的心声，中研院是先贤蔡元培和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立的一个成果，向来奉行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不受政治干扰，为捍卫学术尊严和自由精神，胡适最终决定出任中研院院长。

1958年4月2日胡适从纽约启程，4月8日抵台北，“副总统”陈诚率高级官员以及文化教育界人士约500多人到机场迎接。4月9日蒋介石在士林官邸以茶点款待胡适。

1958年4月10日上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馆楼上群贤毕至、大师云集，新任院长在此举行就职典礼仪式，胡适正式接受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职务。

他在典礼上讲话说：“我已经六十七岁了，照西洋的看法已过了六十六岁。学术界有个普遍的规矩，年满六十五岁的学者退休之后，可以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把研究工作让生力军补上。我已过了退休年龄一年有半，应该退休，享我退休的权利，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看书、写文章。但在这个时候，国家艰难，而时代已进入原子能科学时代，国家需要科学，国家需要学术基础，而我们应为国家努力建立学术科学研究的基础，何况我们对中央研究院三十年来都有密切的关系。希望各研究所所长，各位研究员同人同我一致向这个目标前进。”

随后召开了“中央研究院”第三次院士会议。蒋介石“总统”与陈诚“副总统”到会祝贺。

胡适以“中央研究院”新院长身份宣布院士会议召开，首先邀请蒋介石致辞。蒋介石事先并没有准备讲稿，所以是即兴讲话。

蒋介石在致辞中说：“我对胡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学问，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过只有一件事，我在这里愿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关于提倡打倒孔家店。当我年轻之时，也曾十分相信，不过随着年纪增长，阅历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讲完这些后，蒋介石接着对“中央研究院”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要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蒋介石讲完话后，胡适站起来答话。他一开口就说：“‘总统’，你错了”。胡适的话让大家瞠目结舌、脸色都凝住了，会场气氛顿时变得非常紧张。

这时只见胡适温文尔雅地说道：“承‘总统’对我如此的称赞，我实在不敢当，在这里仍必须谢谢‘总统’。不过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对于蒋介石对“中央研究院”提出的任务，胡适同样表示不认可。他说：“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言下之意就是，要怎样走“学术的路”，这是学术界自己的事，与政治领域最高领导者无关。

蒋介石听完胡适这番讲话后，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来当场便要走，幸亏坐在他旁边的陈诚反应及时，赶快将其拉住坐下，这样蒋介石才硬着头皮勉强参加完会议。

要知道，蒋介石当时在台湾正处于威权时期，一言九鼎，别说是当面顶撞，就是提一点温和的小建议动辄也会“龙颜大怒”。可是胡适为了学术的自由与独立却偏偏与他公开交锋、叫板，这实在让他在众人面前大失颜面。蒋介石认为胡适在如此正式的场合当众“纠正”自己，是在向自己的权威挑战，是对自己的一种公开、公然蔑视。蒋介石将这件事引为是奇耻大辱，以至于夜不成寐。

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0日)。

蒋介石这里所说的“鲍尔廷”就是苏联顾问鲍罗廷。蒋这里的“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是怎么回事呢？

1926年11 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正当迁都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际，蒋介石却出尔反尔，将随后北上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截留在南昌，阻止他们前往武汉。1927 年1 月3 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的决议。鲍罗廷与武汉方面坚决反对蒋介石擅自强令“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的决定，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迁都之争”。

蒋介石于1927年1 月12日下午为协调此事到达武汉，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稍休息后即赴欢迎会，到者约数万人，蒋在会上演讲。

当晚，武汉方面为蒋专门举行欢迎宴会。这本该是其乐融融的场面，却因蒋挑起的“迁都之争”而变得更像是场“鸿门宴”。

宴会之后，蒋介石记道：“晚， 宴会。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踰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月12 日）

次日，蒋的不良情绪继续发酵，彻夜未眠，灰心丧气，以致动了自杀的念头：“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几欲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13 日）

到底宴会上发生了什么，让蒋情绪一落千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甚至要自杀呢？蒋介石并未记下“受辱”的细节。陈公博的回忆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鲍罗廷与蒋介石谈话时，对蒋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怒，要求蒋尊重武汉方面的意见。鲍讲了个西方故事，一个古代的专制君王不听别人意见，不许大臣们讲话，大臣反驳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蒋介石对此不敢当面驳斥，但觉得被喻为专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污辱，非常委屈，并将此上升到外国人对中国人侮蔑的高度，遂生与鲍罗廷不共戴天之心。这次“受辱”使蒋终生难忘，以致他在三十年后的1958 年的日记中，仍咬牙切齿地提起鲍罗廷对他的羞辱。

而把他和胡适的这次纠葛，竟和差点引发他自杀的受鲍罗廷之辱相提并论，可见在蒋那里，问题有多严重。从事发到第二天仍需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也足见此事对蒋介石刺激之深。碍于各种原因蒋介石虽然表面上没有对胡适进行明显的报复，但是在内心深处无疑是将胡适“打入另册”。此后，在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长达三年多的任期内蒋介石再未来过南港。

胡适肯定想不到他的几句话会惹这么大的祸事。他只是挺身而出维护学术研究的自由、独立和尊严。他只是履行自己做诤臣的承诺。但是，或许胡适不知道，想做“诤臣”光靠“臣”是不行的，还需要“君”的纳谏如流和胸怀若谷。

无论如何，此事成为了胡适与蒋介石关系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