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付知远的话，林延潮陷入沉思。

这催科之事，对他而言也是很重要。

托老天爷的福，今年归德还算风调雨顺。

眼下夏粮一收，老百姓们就有了粮食。这粮食一来要作朝廷税赋缴纳，二来要作为青苗钱还款给农商钱庄。

青苗法，已是作为林延潮的创见，经过丘橓上报给天子了。

此事作为修堤之外，林延潮又一政绩，同时老百姓对于青苗钱还款多少，也关系到农商钱庄的收入。

万一催科之时，被下面的胥吏横征暴敛，那么一是搞臭了自己的名声，二是老百姓破了产，还不上青苗钱。

那样如何是好？只有将抵押的老百姓田地，拿来还债。

拿来还债，对于林延潮而言，自然是不亏。但对于林延潮名声受损，这贷青苗钱，是解人燃眉之急的好事，但最后弄得老百姓卖田抵债，那还不如不借。

那么林延潮的青苗法，就变成了巧取豪夺，如此就并非是他的政绩，而成了他的恶名了。

但是付知远相询时，林延潮没有立即起身，因为他不知付知远心底是否已有主张。

若是没有主张，林延潮起身说自是无妨，但有了主张，若不合他的意思，那么二人很容易起冲突。林延潮不愿再与付知远关系搞僵，弄得如同前任知府一般。

这时坐在林延潮下首的吴通判起身道：“府台，下官以为催科之事，重在于杜绝官吏侵蚀，若有发现立即监禁严追。”

付知远点点头道：“此言甚是，请别驾继续说？”

吴通判道：“下官以为凡有违律者抓以严惩，那么官吏必不敢抱侥幸之心。治国，唯有治吏二字！”

好一句‘治国，唯有治吏二字！’

吴通判的话，令下面的官员不由点头称许。

这一句话，好比八股文章，一下子破题，将题中意思道尽。

付知远也是点头，这吴通判确实说得不错，然后问道：“请吴别驾继续说。”

吴通判见得到知府大人的赞赏，当下神清气爽，犹如科场下‘文不加点’般继续道：“治国先治吏，治吏先正心。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上正则下亦正，只要我等以身作则，心正则身正，身正则明德，明德则吏治清明，吏治清明则天下大治。”

“好！”付知远开口称许。

下面官员也是称是。

一名官员奉承道：“吴别驾之言好比经义之文，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娓娓道来，有理有据。”

一名官员不由赞道：“好一句‘吏治清明则天下大治’，真画龙点睛之笔。”

林延潮却眉头微微皱起，倒不是说吴通判的话说得错了，相反他这一番话很有见地。

只是在林延潮看来，都是虚文，没有落实之事。换句话说，就都是理论上的东西，没有实锤。

这也是明朝文人一贯的毛病，注重理论，而实践不行。

林延潮不是反对理论，理论一定是要先于实践（道在器先），但是理论不能脱离实践（道不可离器）。

但林延潮没有表态，这时付知远察言观色看得林延潮心底似有想法问道：“司马有何高见？”

林延潮道：“吴别驾所言极是，下官深以为然。”

付知远捏须，心觉林延潮如此就有掖着藏着的意思了，他不由眉头一皱。

这时林延潮道：“不过可以再补充几句。”

付知远闻言眉头顿时展开，欣然道：“请说。”

林延潮见付知远倒是个虚心之人，于是道：“下官今日查阅文献，查得嘉靖时两淮御史李士翱设一禁约，颇有参考之意。”

其实林延潮胸中这一套理论都是现代来的，但没办法，任何理论都要去过去找依据，才能有办法说服人。

至于众官员们则是心想，林延潮博闻强记，不知又被他从哪里看得典故来。

林延潮道：“李御史主管盐运司时，置内号簿三扇，并通、泰、淮三分司外号簿三扇。空立前件，刻印空票。每分司若干张，上截于内号簿前件上编都字一号起至若干号止，下截于外号簿前件上编通字、泰字、淮字一号起至若干号止，俱用印钤。”

“内号簿票，本司收贮。外号簿，发三分司收候。如遇商人赴司领盐引，即于内号簿附写商名引盐赈米数目，就行填票，付商赍赴该管分司处，比对外号相同，如前附写，照数收完。一面行场支盐，一面出给实收，给商连票，赍缴运司销号。”

林延潮说的例子，就是李御史主管盐司时，在总司留底薄，分司留外薄，底薄外薄都编号，一并用盐司印铃。

盐商领盐引先去总司领底薄，依数目填票后，再领票去分司，依编号从外薄中取票附写。

然后商人去盐场支盐，出给分司实收条子，与两张连票，最后去总司销票。

没错，这办法现代人耳熟能详，但古人理解有难度。

与方才吴通判一说，就满堂叫好不同，林延潮这提议一出，却令在场官员陷入沉思。一来不少人不理解，二来理论只要大方向不错，怎么样也不会被人说。

但具体方法就很有商榷的余地，落实到做事上，总有弊病，没有十全十美办法，总有人赞成和反对。

付知远闻言沉思道：“司马所言，本府略有所闻，在苏杭一带称此为串票。”

一名官员问道：“此法下官略有所闻，下官主管常平仓，平日收谷时，也置二薄，一存州县，二存斗级。百姓输谷，先书县簿，给小票挂号，发犯人赴仓交纳。斗级给亦书簿，给与犯人收票，赴县销缴。此法与司马之法有何不同呢？”

何通判解释道：“此法少了连号，虽有执付，收票，仍是容易为胥吏所乘。”

何通判这么说众人都是解惑。

这名官员也是歉然道：“林司马，是下官愚钝了。”

林延潮笑着道：“不明则问，有何愚钝之说？”

付知远道：“不过此法如何用以催科之用呢？”

林延潮道：“昔年催科，以鼠尾册为准，各地设粮长解粮，此乃民收民解之策。”

鼠尾册又称“虎头鼠尾册”。就是差役以丁粮为宗，力差、银差取决于丁粮多少。无论大小户一律造册，把丁粮多的大户、富户编在前，以负担重役，把丁粮少的小户、贫户编在后，以当轻役。前为大户如虎头，后为小户为鼠尾。

“但行一条鞭法后，朝廷由民收民解，改由官收官解，不许地方里家，先年收头，将银两径收私家，再缴送官府。”

“官收官解行之，故而若不根除官吏贪墨之害，那么一条鞭法即为害法，而非良法。”

众官员们闻言露出思索之策，一条鞭法对于大明地方征税制度的改变是深远的。

除了不再以丁粮多寡，改以田亩多寡征税外，还将原来民收民解变为官收官解。

原来朱元璋深怕官吏下乡剥削百姓，故而在民间，设立粮长，让大户充当。由粮长向民间收粮再缴纳给朝廷。结果粮长有了权力，却鱼肉乡里。

但结果却是老百姓既免不了被官府剥削，还要被粮长剥削一手。

张居正设立一条鞭法，就决心革除这个弊病。

一条鞭法，从民收民解，再次恢复为官收官解，但如此不是又回到老路，你张居正有什么办法，杜绝老百姓被官吏剥削呢？

张居正的办法，就是立柜头。

什么是立柜头？就是在缴税时，令各县设置一柜，柜上开口，纳税的百姓，将银子封好后，自己填写姓名银数，由官秤称重后，再投入柜中。

这柜子官吏上缴前不许开柜，同时老百姓自己缴银，不经他人揽收。如此杜绝官吏上下其手，老百姓可以自封投柜。

不得不说，这办法实在是高啊！可以咱大明朝为了杜绝官吏贪污还是想尽了办法，张居正这等的官员，为了老百姓不受剥削，可谓是呕心沥血。

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官吏还是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就是在票薄上搞名堂啊！

官府催科是，登簿出票。给付纳户以收执，但在柜收的流水日收簿上到底登记上。柜吏们却可以让老百姓多交，自己少登给朝廷。

林延潮道：“过去存留，执付二票太简，故而本官建议改为三票，每票连号，盖官府铃印。”

“三票里，一票为存根，存于衙门，以便核算；一票为收执，给付纳户，以为交纳的凭证；一票则给催比钱粮人役执掌，以为催比钱粮的依据。”

林延潮不仅增设了连号之用，还将二票增为了三票，在收执，增加了存根，如此方便官员追查。

若官吏再行多交少登之举，有了存根比对，他们做手脚的难度将增加许多。

林延潮这一办法一解释，官吏们露出恍然之色，纷纷点头。

连堂上的付知远也是点头道：“司马所举之策，实乃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