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7章 借着外敌的压力，搞大明自己的变法

既然朱树人心中已经定下了未来整整二十年的对外反击时间表，那么后续这些年里的大明内政建设、种田攀科技规划，自然也都要为这个时间表服务。

当然了，朱树人内心的想法，是无法直接对内阁成员披露的。

因为这里面的很多决策依据，尤其是他对准噶尔部等卫拉特蒙古未来对中原王朝的威胁、罗刹人对中原王朝的威胁，都只是来自朱树人前世的历史知识，这是没法对外人铁口直断报答案的。

也就眼下第一个七年周期内，对缅、越动手的计划，勉强可以拿出来，跟史可法、张煌言他们透露一下。毕竟这个第一阶段，明眼人现在就能看出来。

李定国汇报回来的缅、越不恭之状，侵吞云南那些摇摆土司，都是实打实的罪证。连史可法也理解，只有敲打一次，他们才能彻底认清现实，让中南半岛上那些政权知道大明这次是彻底中兴了，跟以前不一样。

而朱树人觉得，史可法也只要理解到这一步，就够了。

因为史可法已经六十多岁，他未必能活到这个七年计划执行结束。就算逆天高寿，到时候肯定也已经告老致仕，离开权力中心了。

后面两个七年计划，只是朱树人张煌言这些中枢重臣，以及李定国郑成功那一代武将操心的事儿。

……

自己心里有了数之后，朱树人于1663年四月底，一个初夏农闲时节，在南京城外、江宁博物院里，召开了他的“未来七年计划会议”。

江宁博物院这地方，如今也算是大明的科学圣地了，自从隆武三年开始建设，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

当初分别建设的各种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统统被合并到一起。由工部下属的大明科学院，再派出一个机构统一管理。

工部是部级的，大明科学院就是司级，主官理论上应该是郎中级别，不过因为朱树人对科学工作的重视，事实上会额外给加侍郎头衔，分管科学院工作。这就好比后世的“副部直接领导司局工作”。

因此科学院下面各级单位的待遇也水涨船高一律升半级，博物院的负责人也就不再是工部的主事，而是一个员外郎。

它的工作也不仅仅是进行这些实物展品的研究和展示，还涵盖了编写出版各种科普读物，搞搞面向大众的科学扫盲。因为这种着作需要的绘图印刷非常复杂，大明还特地在印刷科技方面做了些优化，近年来甚至能印刷彩图的博物学图志了。

经过十五年的建设，江宁镇周边俨然已经又成了一座南京新城，繁荣程度完全不亚于南京城内。博物院的园区也比一开始又扩大了好几倍，还有无数的疗养院和会务场所开在这片鸟语花香的土地上。

此前跟满清相持的那些年里，还有不少朝中文官对于江宁镇这边的科技和工程研究机构建设，提过一些微词。他们倒也不是反对搞这些建设，只是纯粹觉得“要害部门应该造在南京的城墙之内，哪能在郊野小镇如此大兴土木”。

这要是将来南京城再遇到外敌，有蛮夷打过来，城内还能靠城墙和守军维持，城外的设施不都白给了么？

而只有朱树人知道，以当时南京城发展繁荣了数百年的现状，城内都拥堵成啥样了，一堆的达官显贵置业。如果非要在南京城里造，那摊子肯定铺不开，还处处掣肘，环境也不适合搞“大学城”。

所以，为了尽可能圈地，肆意发展，朱树人宁可在城外。

反正只有他清楚，随着炮兵火力已经发展到如今这个时代，未来的国防必须要靠拒敌于国门之外，至少也是依托一道道边境防线和机动兵力弹性防御。

传统的城墙，价值只会越来越低，所以有没有城墙保护，根本不重要了。

未来南京城的城墙，只会渐渐演变为一种文物的存在。说不定将来还要靠类似于历史上林徽因提出的“可以把北京城城墙的顶部改造成人民公园”设计方案，才能让城墙免于被工业化进程拆毁。

既然如此，朱树人提前在江宁镇上搞科技和工程研究，将来渐渐弄成南京新城，反而可以变相保住南京的城墙，让统治者不用担心“不拆南京城墙就没法在南京搞工业化”。让有城墙保护的旧城区，将来就只承担政治职能，其他职能都可以交给城墙外的新城区。

……

“数年没来江宁，没想到此地繁荣，已不亚于京城之内了。殿下真是高瞻远瞩，泽及后人呐。”

年老多病的史可法，已经好几年深居简出了，连南京城墙都很少出。此番朱树人召集会议，他才被人抬着来散散心。

一看到江宁镇上的博物院和一堆科研机构、工业工厂的景象，就让他生出恍如隔世之感。他甚至觉得，以后要是可以不用上朝，不如就在城外这儿找个疗养院养老了。

周遭奇花异草珍禽异兽那么多，一看就鸟语花香心旷神怡，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

第387章 借着外敌的压力，搞大明自己的变法

“宪公喜欢，随便找一所疗养院占下便是，这有什么——放心，不是国之公器，都是沈家的产业，借住而已。”

朱树人当然是直接慷慨疏财，尤其他知道史可法的脾气，还是比较清廉的。他也就不说送，只是对方晚年无限期借住而已，直接堵住了对方的推辞。

大伙儿闲扯了一会儿，很快朱树人就引入了会议的正题。

“此番集议，是想讨论一下，我大明未来七年的计划。此番孤已经把宁宇（李定国的字）从云南前线召回。有些事情诸公有疑问的，也好当面向他了解，机会难得。

从他奏表来看，缅、越对去年被灭的西南叛贼余孽，还是多有收留的，更是对云南部分尚未完成彻底改土归流的土司，有一定的侵夺。

只是如今新君改元不过数月，不宜妄动刀兵。而且我大明如今的制药、化学，也还不足以彻底对付热带山区雨林，这几年还需努力。故而孤打算定一个为期三到四年的内政计划，一切以到时候对南疆用兵、彻底让缅越重新臣服大明、认清形势为目的。”

朱树人把会议目的说了一下后，众人也都没有异议，然后朱树人就分了一下讨论议题，从内政改革、新占领土建设、科研攻关，三个方向，分别开始划重点。

他首先提了新君继位后的内政变法部分。

变法这事儿，严格来说跟未来对缅、越的行动没什么强关系，或者说无论要不要对外用兵，都是该变法的。

但如今是新君刚刚改元，也确实适合推一把变法，当初张居正也是从万历元年开始搞的。

朱树人觉得，当初张居正变法中、在张居正死后被废除的那部分当中，有很多还能拿回来继续用，最多稍稍修补一下就行，或者还能与时俱进优化推进。

张居正之法中的吏治部分，是保留得最好的，他给官员绩效定的那些考核内容，有一些并没有在他本人之后完全被废，所以这部分直接留下。

至于张居正的财政法部分，已经人亡政息了，后来经过几十年三饷、厘金、工商税，财税来源繁复，要回到一条鞭法也不可能。所以只能是略微借鉴，然后重新制定。

而且如今大明人口锐减，比张居正时一半人口都不到，所以人地矛盾并不是很尖锐，还能把好几百万人往东北新屯垦区移，还能多种玉米土豆，所以耕地的占有制度，暂时没必要动，以免一下子动的东西太多，惹来反弹。

朱树人很清楚，改革要一步一步来，吏治和财政也要分开来弄，这样才好时时刻刻联合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把支持变法的统一战线最大化。

第一个七年就盯着一块改，攻克之后下一个七年再改一部，如此二十年内可以完成三个大方面的变法。期间每次变法成功后，面对人心质疑，还能靠对外取得一些军事胜利，来证明“变法确实富国强兵”了，从而巩固改革的政治正确性。

自古各种改革，终究是需要靠富国强兵来交出答卷的，当初宋朝王安石变法，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变法实施之后，大宋对西夏的用兵胜败到底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如果变法期间，西军对西夏出现了重大失利，那么王安石的集团就得引咎辞职、贬官几个人，推进力度也要暂缓。而如果西军大胜，往往内政改革上也能乘胜追击。

朱树人多了那么几百年的眼界和见识，自然把这个道理想得非常透彻。

缅、越，准噶尔，罗刹，这些如今都不足以为大明的心腹之患，但该对付还是要对付，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是犯的时候不能光想着犯，还要四两拨千斤，把内政利益一起捎带着最大化。

……

“孤欲实施的第一阶段变法，主要涉及财政，孤想把张居正之法，与本朝三饷、厘金以来诸法结合，让朝廷财政从战时制度渐渐回归到和平年代的征收常法上来。

毕竟当初为了灭清，为了平定流贼，朝廷从崇祯十四年开始在南方全面试点厘金，至今已有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里，财政一直是比较宽裕的，靠着工商税的支持，把养兵养官打造军械维持补给，都撑了下来。

但是厘金毕竟不是常法，我们这一代人用即可，给后人留的财政法度，还是要持重为好。”

朱树人说到这里，先停顿了一下，看看别人是否能理解他的苦心。

张煌言反应快，他平时也知道厘金的种种问题，现在表弟提出，他立刻把自己一贯的担忧说了出来：

“厘金收钱确实快，而且收的是富商的钱，涉及的财货也少有赤贫百姓之必须，所以对赤贫百姓的压力很小，也容易收。

只可惜此法虽有百般好处，却有一样严重弊端，那就是需要分省设卡，所收钱财分省截留，也都承诺给本省使用。当初有强敌来袭，各省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最切身的安全，勉强踊跃。

但如今我大明又重新恢复全盛故土，这种各省自缴自用的商税，已然有些不合时宜。如今只是我辈有中兴大功的文武尚在，所以能强行压制住厘金的实际用途。

一旦我们这辈人将来……可不能把这种问题遗留给子孙后代，那绝对是会导致藩镇趋势的。”

张煌言非常清楚，唐朝形成藩镇割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事权和财权兵权全部下放给各个节度使，那能不割据么？

所以，特殊时期财权下放是可以的，南征北战中兴的这一代人之后，再下放，后面的皇帝和内阁、户部就未必压制得住地方了。

事实上，说得难听点儿，朱树人、张煌言自己，就是当初厘金制度养肥出来的藩镇。所以没人比他们更懂这条路的潜在危险、以及要如何预防。

就好比没人能比赵匡胤更懂如何杯酒释兵权、如何防止殿前都点检造反，谁让他自己就是这么造反上来的呢。

朱树人见内阁都支持他的想法，也意识到了痛点，便继续往下细说他的设想：

“所以，孤计划在未来七年内，逐步试点取消厘金，取而代之的是朝廷统一征收的新工商税，不再在流通环节征收，而是在生产环节征收。

然后就可以跟田赋一样，由朝廷统一征收，而非各省地方截留。或者最多只是给地方提留一小部分，比如，八二开，朝廷拿八成，地方留两成。稍微留一点，也不至于改革过于激进，彻底打击了地方上的征税积极性。”

朱树人说完后，史可法和张煌言都有些无法理解，倒不是觉得这样不好，而是觉得，这根本没法执行，没有可操作性。

张煌言诚恳地指出：“可是，生产环节如何全面征税呢？难道要跟当初江南的织造税一样，每台织机每年缴纳四钱税银？直接数机器的台数？

除了这个办法之外，我实在无法想象，怎么统计民间的工商税生产环节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