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袁世凯等人还在与日本方面进行积极的交涉，谈判。 袁世凯秘密交付蔡廷干“泄露交涉”的权力，让他通过自己的渠道方式向英美各国透露中日谈判的一些所谓的“秘密细节”的同时，公开二十一条条约详文。

英国泰晤士报前任首席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此时正以“总统政、治顾问”的身份，在北、京总统府任职。莫理循此人乃澳大利亚人士，毕业于爱丁堡医科大学，此人虽然为英帝国之臣民。

在一定意义上想方设法的要帮助英国获得中国西、藏地区的权益，而另一方面，他作为中国的雇员还是能够称职的，竭力想要扶持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的，其一九一二年成为“总统政、治顾问”以后，袁世凯曾在王府井大街为其购置宅院，因为其对华的一些贡献，所以当时王府井大街也被称为“莫理循大街”。

而且说起莫理循此人，务必要提及的一点就是当年的“日俄战争”，时值莫理循出任泰晤士报首席记者，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泰晤士报上大篇幅的发表有利于遏制俄国影响力的文章。

与此同时他还间接的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与泰晤士报的社会影响力，发动国民对日、俄双方展开激烈的有政、治性导向的舆论，因为泰晤士报是全国性包含政、治、经济等国计民生的知名报纸，所以其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莫理循此人不过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远远达不到影响国际性导向的程度，可是其在泰晤士报上的作为，确实的在实际意义上促使了日俄战争的激化与发起，所以国际舆论上也有人称日俄战争为“莫理循的战争”。

由此可见，此人的本事与能耐，而且他一九一二年自出任总统政、治顾问一来，对中国的国内建设、经济发展、军事导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辅助作用，而且其对于袁世凯本人，是存在个人崇拜的。

他曾言，袁世凯本人才是整个国家的希望与未来，而且说到底他忠于的并非是北洋政府而是袁世凯本人罢了，虽然名义上他是政府的雇员，可是内阁大、臣、将领们都知道，这个莫理循实际意义上只不过是出于对袁世凯的崇拜才会如此卖力的罢了。

比如当年的“宋教仁案”，当时的社会舆论、国际舆论将矛头全部指向了袁世凯，铺天盖地的指责声可谓是响动震天，就连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在那个时候也是对袁世凯的态度多有改变，更有甚者，乃至于与那些指着袁世凯的人一般。

对其进行抨击，唯有莫理循，他是稍有的持“缄默不语”为行事方法的人，后来从他口中得知，其实当时他并不是因为不想要抨击袁世凯而选择不语的，反之是因为其当时无法寻找到有力袁世凯的证据。

无法为其开脱解困，所以才会如此行事的，而且说起来，莫理循当时其实也是对袁世凯持有怀疑态度的，因为从政、治集权上来看，袁世凯命人刺杀宋教仁是合情合理的，当然了，这也同样的不代表他相信此事的始作俑者乃是袁世凯。

而两个月之后，当宋教仁案中，被供出的主谋，不是袁世凯，而是原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时候，莫理循不由的认为这是极为可信的，而且当时洪述祖还曾有如此说法，道：“我之所以选择杀死宋教仁是因为我个人满怀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我想要大家真正的看清楚宋教仁的真正面目。这件事全是我一个人筹划并且安排人实施的，与其他任何人无关。”

洪述祖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他强调的“与他人无关”到底这个没有说出来的名字到底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当时宋教仁案的影响颇大，一旦找出这个不知道真假的真凶以后，那么必然的要立刻向社会澄清。

为袁世凯正名，当然了，莫理循当时应该是选择了相信洪述祖的供词的，不然那的话，后来赵秉钧要求由一个公正法庭来处理调查且宣判这件事的时候，当他以国际身份邀请莫理循出任临时组织法庭机构中的一员的时候。

怕是莫理循应该不会以““为了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声誉，在这种时候进行调查是不明智的。”这样多有些无厘头样子的借口以为推托，而也是因为莫理循个人的推托，使得此项调查就此搁笔不前。

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出莫理循此人的一些才干与他对于袁世凯本人的寄予期望值的高低，不过有一点要再次说明一下的，那就是虽然莫理循对于袁世凯存在着较为强烈的个人崇拜，但是这绝不代表他对于袁世凯的任何行为方式和决定都是无条件支持的。

比如最近风行起来的“请愿团、筹安会”等，有关于所谓的恢复帝制的风声，虽然还不能确定这就是袁世凯所造成的，但是对此，莫理循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他曾直言不讳的以顾问的身份告诫袁世凯。

道：“如果大总统阁下您，真的有恢复帝制，亦或是重蹈覆辙的想法的话，那么请恕我直言，中国之败亡，大总统之难，将如约而至。至于这个‘约’字吗，当然就是您真正登基坐殿的那一天。”

而袁世凯对于莫理循那，也是存在着不同的态度的，比如他对坂西利八郎采用的是威严的态度的话，那么他对莫理循的态度则是更为和蔼亲切，更类似于朋友的方式，他曾经就对于莫理循此般的劝诫。

有过如此的回答，说：“如果你的国家能够不在西、藏的问题上选择罢手，不再想要分、裂我国国土，你莫理循本人能够在西、藏问题上尽到一个顾问与好友该尽到的责任的话，那么我想你说的话，会更让我信服的。”

这就是袁世凯对于莫理循的态度，他虽然不断的敦促莫理循，告诫他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的同时，也会明确的表明他个人与莫理循之间的关系，他希望两个人能够各自尽到自己不同身份的责任。

作为顾问， 莫理循对待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是不足以称之为尽心尽力的，他偏袒自己的国家，希望英国可以就此将西、藏从中国的国土上分、裂出去，其实这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他还是要为英国的利益着想，可是这样一来他确实对于顾问这个身份的责任上没有明面上的不尽责，可是如果已中国自古以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古老教化来看的话，莫理循作为雇员，却是有不尽责不忠主的实际的。

而且袁世凯说两人是朋友个庴，而且还是好友，如此一来的话，又可以借中国的一句古话叫“朋友而不可欺”，这样一来的话，等同于他再一次委婉的苛责了莫理循对于西、藏问题上的一些错误的观念。

这就是袁世凯的方式，他总是在歌颂你的同时敦促你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即便你不能够尽职尽责的话，那么他还是会理解你的，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是只要你不去火上浇油的话，就可以算作你正在忠诚的完成自己的本分。

而且自一战开始至今，莫理循曾多次向袁世凯提出“中国必须参战”的建议，而且他有礼有节的进行了多次的论证举例，这一点上必须要说，莫理循确实是在为中国着想，毕竟德国方面虽然没有任何败势，可是对比参战各国各盟国的整体实力来看，德国取胜的几率近乎为零。

但是因为国内的一些事务还有就是各地将军们的不同意见，以及内阁方面的权利争夺，使得袁世凯无暇顾及莫理循这样的提议，而且说到底袁世凯也是不想去蹚这滩浑水，要是中国参与其中，取胜了尚好，若真是失败了那？

中国国力以无法承担再有任何一丝的失败与赔付，所以袁世凯选择暂时搁置莫理循的提议，当然了，其实说起来，袁世凯也是对此有所心动的，毕竟如果真的如莫理循所言的话，那么这正好是中国的一个机会。

可以借此将之前所签订的部分不平等条约在国际上宣布作废！所以说起来袁世凯是暂时搁置，但不如说他是选择继续观望，毕竟世界性质的大规模战争，只要不是结束的那一天，那么任何国家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参与到其中的。

蔡廷干接受到袁世凯的秘密指令后，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莫理循，不单单因为莫理循的身份，还有就是其实他本人私下里对于莫理循此人的关系，也是较为稳定和谐的，而且莫理循此人曾出任过英国泰晤士报的首席记者。

所以无论于公于私考虑，他都是不二人选，而且说起来，因为对于西、藏问题上，蔡廷干与莫理循的不合，所以他也可以正好顺其自然的借由入手，而后不经意的对莫理循透露出二十一条的相关问题，而后步步为营的，进而最后使得二十一条条约可以在国际上曝光。

如此一来的话，只要二十一条条约以及中日谈判的一些细节问题，可以在国际上产生曝光，而后引发国际舆论甚至于最后使得其他列强国家可以因为自己的在华利益而对日本产生政、治、经济，乃至是袁世凯最希望的军事压迫的话，那么这样一来，二十一条条约的修改甚至是最好结果中的直接作废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而且即便是无法迫使日本作废二十一条，就是能够进行较大范围的修改，其实那又何尝不是中国之幸事，是国家的喘、息、休整、秣兵历马的机会那？

这其实就是袁世凯所提出的“以夷制夷”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