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15）

十五

伊凡·米海洛维奇伯爵是退休的大臣，是一个有坚定的信念的人。

这位伯爵从青年时代就有的信念是，如同鸟儿生来就吃昆虫、披羽毛、在空中飞翔一样，他生来就是要吃名厨师烹调的山珍海味，就是要穿最舒适华贵的衣服，要坐最舒适、最轻快的马车，因此这一切都要给他准备得好好的。此外，这位伯爵还认为，他从国库里领到的各种各样的钱越多，能获得越多的勋章，包括钻石勋章，越是经常同皇亲国戚见面和交谈，那就越好。其他一切和这些基本信条相比，伯爵认为那都是微不足道，毫无意思的。其他一切可以这样，也可以完全与此相反。四十年来，他在彼得堡就遵照这一信念生活和行事，四十年一满他就当上了大臣。

这位伯爵借以取得高位的主要本事是，第一，他能看懂写成的公文和法规，还能草拟公文，虽然写得不通顺，但可以使人看懂，而且不至于犯拼写错误；第二，他的外表格外体面，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不仅可以摆出傲慢的神气，还可以摆出高不可攀、威风凛凛的样子，在另一种场合，又可以卑躬屈膝达到肉麻和下贱的地步；第三，不论在个人道德还是在公务活动方面，他都没有任何通用的原则和准绳，因此在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一概同意，在另一种场合他可以一概不同意。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只是尽量保持自己的气派，不让人看出明显的自相矛盾，至于他的行为本身合不合道德，他的行为对俄罗斯帝国以至全世界带来极大的益处还是极大的害处，他是丝毫不放在心上的。

等他当了大臣，不仅所有依靠他的人（依靠他的人和亲信是很多的），而且所有的外人以至于他本人都深信，他是一个非常贤明的治国之才。然而等到过了一些时候，他毫无建树，毫无政绩，等到一些跟他一样也能看懂和起草公文、外表体面而毫无原则的官僚，依照生存竞争的法则把他排挤出去，他也只好退职以后，大家才看明白了，他不仅不是一个特别贤明和深谋远虑的人才，而且是一个鼠目寸光、不学无术而又十分自负的人，其见解未必赶得上最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社论的水平。事实证明，他和那些不学无术而又十分自负、把他排挤出来的官僚们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依然深信他应该每年从国库领取许多钱，每年都应该得到新的装饰品来装饰他那讲究的服装。这种信念极其顽强，所以谁也不能拒绝他这种要求。所以他每年都要领取几万卢布，一部分算是养老金，一部分算是酬劳费，因为他在最高国家机关里挂了个名，又担任各种各样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他每年都要得到他十分看重的新的权利，可以把新的丝绦钉在肩膀上或长裤上，把新的绶带和珐琅质星章佩戴在礼服上。因此，这位伯爵就有很广阔的交往。

伯爵就像以前听办公室主任报告公务那样，听完聂赫留朵夫的话。他听完以后，就说要为聂赫留朵夫写两封信，一封是给上诉司参政官沃尔夫的。

“大家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不管怎样，他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他说，“他很感激我，一定会尽力去办。”

公爵写的另一封信是给上诉委员会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的。他对聂赫留朵夫说的菲道霞·比留科娃一案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说想写封信给皇后，他就说，这事确实很动人，等有机会，可以在那里面说说这件事。但是他不能保证。上诉还是按正常步骤进行吧。如果有机会，他想，如果召他去参加星期四的宫内恳谈会，他也许要谈一谈。

聂赫留朵夫拿到伯爵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艾特的信，立刻就前往这几个地方。

他先去找玛丽艾特。他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的少女。听说她嫁给了一个飞黄腾达的人。聂赫留朵夫听说过那人的一些劣迹，主要是听说他对成百上千的政治犯心狠手辣，折磨政治犯是他的专长。于是聂赫留朵夫又像往常一样，心里觉得难受得不得了，因为他为了帮助被压迫的人，必须来到压迫者一边，向他们求情，要求他们多多少少，哪怕在对待某几个人方面，约制一下他们习以为常、大概也不以为意的残酷行为，而这就好像承认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了。在这类情况下，他心中总是感到很矛盾，很不满意自己，而且动摇不定，不知道该不该去求情，但最后总是决定去求情。要知道，这是因为，他去找玛丽艾特和她的丈夫虽然是很不舒服的、可耻的和不愉快的，可是只有这样，关在单身牢房里那个不幸的、正受折腾的女人才能得到释放，她和她的亲人才能不再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向这些人求情是虚伪的，因为虽然这些人把他看作自己人，可是他已经不把他们看作自己人了，除此以外，他一到这些人当中就觉得自己进入了习惯的旧轨道，不由地受到这个圈子里的玩世不恭和不讲道德的风气的影响。他在姨妈家里就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今天早晨他同她谈到一些最严肃的问题时，就用了戏谑的语调。

总之，久违的彼得堡使他感受到的是那种常有的刺激肉体、麻痹精神的气氛：一切都是那样清洁、舒适、方便，主要的则是，人们在道德方面没有什么要求，过日子就特别轻松。

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彬彬有礼的马车夫为他赶着车从一个个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彬彬有礼的警察身边经过，穿过一条条漂漂亮亮、冲洗得干干净净的马路，擦过一座座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楼房，来到玛丽艾特住的河滨那座楼房门前。

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套着两匹戴眼罩的英国马。一个英国人模样的马车夫坐在驭座上，一张脸有一半是络腮胡子，身穿号衣，手执马鞭，露出一副高傲的神气。

一个穿着极其整洁的制服的门房开了通往前厅的门，前厅里站着一个仆役，穿着更加干净的号衣，号衣上镶有丝绦，络腮胡子梳理得极有气派。还有一个值班的勤务兵，又新又干净的制服上佩着一把军刀。

“将军不会客。将军夫人也不会客。夫人要出门。”

聂赫留朵夫递过伯爵夫人的信，又掏出自己的名片，然后走到一张小桌前，上面放着来宾留言簿，他就写道：来访未晤，甚为遗憾，这时仆役走到楼梯口，门房就走到大门口，喝道：“车来！”勤务兵就挺直身子立正站定，两手贴在裤缝上，用眼睛迎送迈着快得跟她的气派不相称的步子从楼上下来的痩瘦的、个头儿不高的太太。玛丽艾特头戴一顶插羽毛的大帽子，身穿黑色连衣裙，外披黑色斗篷，手上戴着崭新的黑手套，脸上蒙着面纱。

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撩起面纱，露出一张娇艳的脸和一双明亮的眼睛，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他。

“哦，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公爵！”她用愉快而好听的声音说。

“我差点儿认不出来了……”

“怎么，您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那还用说，当初我跟妹妹还爱上了您哩，”她用法语说，“不过，您的模样儿可是变多了。哎呀，真对不起，我要出门了。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她说着，犹犹豫豫地站下来。

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不，不行。我要上卡敏斯卡娅家去参加祭祷。她可是伤心极了。”

“卡敏斯卡娅这是怎么啦？”

“难道您没有听说？……她的儿子在决斗中被打死了。他跟波津决斗。是一个独生子呀。真是可怕。做母亲的伤心极了。”

“是的，我听说了。”

“不，我还是去吧，您明天来，要不今天晚上来。”她说过这话，便迈着轻盈的步子朝大门口走去。

“今天晚上我不能来，”他说着，跟她一起来到台阶上，“我找您有一件事。”他说着，眼睛看着驾车来到台阶前的两匹枣红马。

“什么事呀？”

“这是我姨妈为这事写的一封信，”聂赫留朵夫说着，递给她一个带有很大的花体字母的狭长信封，“您看了信就明白了。”

“我知道，伯爵夫人以为在公事上我能左右我丈夫。她想错了。我什么也不能，而且也不愿意过问。不过，当然啦，为了伯爵夫人和您，我可以做一次破例的事。究竟什么事呀？”她说着，用一只戴黑手套的小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却什么也没有摸索到。

“有一个姑娘被关在要塞里了，可是她有病，而且没有参与过什么事情。”

“她姓什么？”

“舒斯托娃。丽季娅·舒斯托娃。信上写着。”

“嗯，好吧，我就试试看。”她说着，轻盈地上了有软和和的弹簧座的、油漆挡泥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四轮马车，打开阳伞。仆役坐到驭座上，做了个手势，要车夫赶车。马车动了，可是这时候她用阳伞捅了捅车夫的脊背，于是那两匹漂亮的薄皮英国马就被马嚼子勒得缩起漂亮的头，停了下来，不住地倒换着细细的腿。

“您要来呀，不过，没有事儿也来呀。”她说着，嫣然一笑，这种笑的魅力她是很清楚的。然后她就像演完戏放下幕布似的，把面纱放了下来，“好，咱们走吧。”她又用阳伞捅了捅车夫。

聂赫留朵夫举起帽子。那两匹纯种的枣红马打着响鼻，用马掌嘚嘚地敲打着路面，马车很快地奔驰起来，那崭新的橡胶轮胎只是有时在道路不平处轻轻跳动几下。